第24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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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不大，十来户人家，有池塘和竹林，山坡上开着紫红的玫瑰。村子里的人看热闹，竟有三人站在雨中与开车送我去的朋友闲聊。

“那真是他的女儿啊？”

“长这么大。”

“这女，命真惨，爸穷得要命，到处欠债，还得悄悄付她的生活费。真不容易，长这么大。”

我见到生父的妻子，很老实的农村女干部，身体很结实，一说一个笑。她对修生父的墓没有意见，说是一直没钱，心里内疚着呢。言谈中倒是高兴我能这么做，她给了我看一本相册，大都是生父去世后，两个弟弟在外工作的照片。他们生得与生父有些相像，却不怎么像我，一个戴眼镜另一个偏瘦。那天她想做饭给我和朋友吃，我谢谢她。我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弟一个在深圳一个在重庆城里做事，都不在家。我留下在北京和英国的所有联系方式就离开了。

两年后我在重庆书店签名售书，读者排队，边上有些人站着看。有一个人有点眼熟，似乎是照片上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身边的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我只瞧到一眼，他们便不见了。后来大姐说她就在附近，听到他们说，快去找姑姑给钱时，怕他们不明事理，弄出大家不高兴的事来，就把他们劝走了。

也可能是他们和大姐在新华书店见到一面，彼此有了联系，所以我曾去给生父修坟这事，大姐也知道。大姐知道就是全家知道。可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弟弟曾来过好几次传真向我要钱，说他们的父亲在我十八岁前负担我生活费，造成他们生活困难。现在家里要盖新房子，缺钱，弟弟要看眼睛，缺钱。

这件事丈夫代我处理，回信表明他们父亲的生活费是作为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是法院判的，我作为姐姐没有抚养弟弟的义务，更何况是私生弟弟几十年没有往来这样的身份。

对方回了信，说是我的自传写了他们，包括他们的母亲，人人尽知，他们也有脸面，还说了好些难听的话，还是要钱。丈夫回信，告诉他们不要说丑话，有一门亲在这里，比没这门亲在这儿强，谁也免不了真正需要人帮助时。

来回的通信我都没有看到，只是听丈夫讲述。吃饭时，丈夫告诉我马克思的私生子的故事，那孩子由恩格斯交给伦敦东区一家人养大，说一口伦敦土腔。恩格斯去世前告诉马克思的女儿们，之后，他们去见这个弟弟。没有共同语言，毫无感情，总之形同陌生人，其实就是陌生人。血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没有共同成长的背景，没有相濡以沫共患难的经历，没有骨肉凝结的情感，便什么也不是。

我想到他们，不知我与他们的见面如何？我们都是过苦日子长大的，该有共同语言。互相寒暄后，我母亲，他们的母亲，都不能在话题里，是忌讳。可能说得最多的是我们共同的父亲，他们得到了他的爱。想起那些看过的照片，有一张是弟弟们与生父在床上一起折水果糖纸的情景，生父的眼睛充满了慈爱和关切，而我从未得到过。除此之外，他们会问我在英国生活如何？我该怎么对他们讲，讲些什么？也许不当心一句话就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最后，说来说去只会谈到我们的父亲，说他们与他度过的时光，他们不会明白，那是我永远的痛处。

大姐传话，他们希望和我见面。但是大姐坚决反对，说这些人沾不得，她和他们接触过，农村人，小里小气，眼里只装着钱，从前不曾有感情基础，现在扑上来就要钱，更不会有亲情。

大姐讨厌他们，可又要和他们往来。大姐实际上是一个间谍，看我如何与他们往来，若给他们钱，再反过来向我要。若是我不给，或给了不是她想要的，她就会在家里惹是生非，找母亲出气。

免了这些麻烦，我一直没有见两个弟弟。

就在我和大姐站在六号院子院墙谈话之际，小姐姐站在空坝上，看着我和大姐。大姐猛一回头看到她。大姐右腿本不是特别灵活，不过这时，却走得飞快，到了坝上。她对小姐姐说着什么，她俩朝我这边瞧。小姐姐与她争执起来，大姐的嗓门大起来：“听话。”

小姐姐恨恨地看了我一眼，走掉了。

大姐平常是无人怕她的，但是她占了理发起威来，有股蛮劲，弟妹也得惧三分。我不知大姐对小姐姐说了什么，也不知小姐姐对大姐说了什么。不过，内容一定与我相关。

噼噼啪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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噼啪啪一阵鞭炮响，浓烟带着呛人的火药味弥漫开来。我捂住鼻嘴，走上石阶，想知道是哪个亲友远道来。

原来是大舅的二儿子带着媳妇从万县赶来，正在和大姐寒暄。他瘦高高的，瞧上去最多五十岁，可是头发已花白。大姐的第一个前夫是大舅的大儿子，我们叫他大表哥。这二表哥以前在重庆当兵，母亲有好吃的，就让他来家里，他在部队里待到营级才转业，听说在三峡一个小县当干部。他走过来，客气地握了握我的手：

“六妹，你跟小时模样差不多，我看过你写的好几本书，也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消息，好好，有出息。”

这是来参加母亲丧事的第一个亲戚说读过我的书。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好。他的媳妇第一次见到，倒也大方，自我介绍，说他们坐长途大巴来，本来高速公路三个多小时准到，快到长寿，公路有塌方，所以在路上花了一整天。大姐招呼他们到桌子边坐着，端上茶，捧上花生和水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