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申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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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田中奏折》的功臣叫蔡智堪,原籍台湾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
蔡智堪与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他所获取的日军情报密报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即向全世界发布了会议宣言:“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人们推测日本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此各国情报人员纷纷抵达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的真实内容,此奏折成为各国谍报人员的追逐对象。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一方面宣布沈阳戒严,挫败了日军想要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一方面,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准备改旗易帜,并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于他已经加入了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看来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
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颇多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有许多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一直都处得比较好,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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