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卷 第六章 农会2（2/2）

“农民讲习所的是培养农运干部，这些干部最终将在各地建立农会，现在的农村本来就有很多会，只要有好处。他们并不会有什么排斥。而合格的农会干部，最初以改进农技、增产增收为目的接触农民。而后，以抗拒官府的各种捐税、抵制衙役典史士绅的各种敲诈勒索团结农民，最后，当农会建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改善和提高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一般都存在严重的地主和佃户的对立，增产增收不提，抗捐斗官也不提，一旦涉及减租减息，那么就会引来士绅勾结官府的报复，在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自然而然会发展到杀土豪分田地的地步，这些地方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也是日后我们发动举义的策源地；而在其他大部分地区，根据地是无法建立的，这些地方只有农会，只会用合法或者较为合法的手段为农民争取利益。”

“这些地方有：大行山、燕山地区，这些地方本来就有不少土匪，我们要做的就是收编这些土匪；鲁西北地区，也就是沂蒙山区，还有鲁西南地区；豫西南地区；陕北以及陕西南地区；大别山地区；赣东北地区；赣东南、闽西南地区；粤西北地区；广西本来是很好的割据之地，但是可惜我们没有……”

杨锐没在地图里说一个地方，在座的诸人心中都是一跳，最后忍不住的徐华峰道：“竟成，这么多地方，都是要杀士绅才能占的吗？不杀人，少杀人行不行？”

徐华峰向来少有在会务大事上发言，这次终于忍不住出声了。普通的那些只增产增收、抗捐斗官的农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反对，反而完全支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惜民、民本思想，要他们接受和支持农会不难；但是根据地就不行了，根据地的斗争是剧烈的，虽然严州那边只对民愤极大的地主进行清理，但随着后期满清围剿的加剧，军政府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加强对根据地的控制，在这种加强中，士绅的田地财产自然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斗争的必然，不是个人意志能转移的。

看着其他诸人的目光也带着询问的意思，杨锐本想大义凛然的说：‘我们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凡是和农民利益有冲突的都要打倒’，但想来这种只有革命气概，毫无理性人性的言语只会加深自己和其他诸人的反感，他沉默了良久，才道：

“华峰先生想的也是我想的，但是杀土豪分田地的本意不是杀人，也不在分田，如果地主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家产无偿的交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斗争了？显然不是！即使地主把地契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也决不能要！因为这样就没有斗争的必要了，既然没有斗争，那我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历朝的造反，都是带着农民杀官杀地主，然后呢，等着官兵杀农民，这样一来一回，剩下的那些农民就不得不团结在造反者周围。有一个词叫裹挟，就是说造反的杀官杀地主的时候。农民被拉去旁观；而当官兵杀回来的时候，这些农民惊慌之余又被拉着逃跑。这样一看一跑，不是匪也会被当作匪。所以，杀不杀人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不是农民有没有被发动起来，如果发动了农民，杀人与否未必重要。不过，农民一旦激动起来，情绪失控会难免的。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杀人难免，但情绪失控对我们控制农会也不利，这种情况会有，但是少。再说过来，如果不是地主佃户对立严重的地区，我们也就无法发动农民。严州那边就有这样的情况，要打一个土豪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反对，说这个地主为人好、行善多，最后那个地主杀猪出谷给大家吃了一顿就了事了。”

杨锐啰嗦了一大堆，徐华峰听到他说‘杀人不杀人不是关键’就松了一口气。而钟观光却问道：“这么说来，革命成功之后就不要再杀土豪分田地了？”

“革命成功以后，农会就会变成我们在各地的行政组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杀土豪了，至于分田地还是要的。只有每个人温饱都有保障，那社会才能稳定。经济也才能发展。”杨锐朝钟观光看了一眼，他明白他这是在帮自己，点名杀土豪只存在于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而不是全国范围，根据地虽然有不少，但是每块根据地最多也就一个府，三四个县了不起。如此算来，三、四十个县，半个省的面积还不到。

“我同意竟成的主张，农会只是帮雇工助农户的组织，这个我想诸君不会反对吧？”章太炎出声问道，他见诸人都点头，又道：“根据地做法我亦赞同，既要革命就必定要流血，不光要流我们的，满清，百姓的也得留，历来造反，死人千万，而现在军政府不流窜，就少有破坏，更不会乱杀，如此革命亦算平和了。不过，军政府每一次杀人都必需要审判，有罪的杀之不为过，无罪的还是不能妄杀。”

‘耕者有其田’是章太炎一直提倡的，‘专以法律为治’也是他主张的，他的支持杨锐不出意外，不过根据地里的农民运动，哪能完全用法律束缚得了的。他摇头道：“还是定指标吧，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个死亡人数，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至地主于死地，而是要让农民学会斗争，这种学习中，搞不好激动起来的农就会把地主打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关键是根据地要存活下来。革命很多时候无法人道，也不可能完全理智，但有农民讲习所出来的干部，可以保证这种运动最终不会是义和团，也不会是洪杨之乱。”

杨锐的话说完，诸人沉默之后便让杨锐继续说下文，其实大致的计划都说完了，剩下的只是策略的可行性问题了。他道：“计划的可行性分成面，一面是农民会不会响应，另一面官府会不会禁止。我们先说农民相应的问题，”说到这里，杨锐看向一直在做记录的俞子夷，道：“这还是让秉遒来介绍吧。”

俞子夷闻言站起身，然后拿出一份事先装备好的稿纸念了起来，“这是前一个月，我们在报纸上收集到各地的民变信息，因为各大报馆的记者并不一定深入全国各县，所以这些信息是不全面的。”俞子夷解释之后，清清嗓子开始念下文：

“初二日，江西余干县黄花墩等地数千人反对开办白土统捐，次日又有千余人参加，时报；

初三日，沪上城厢内外皮箱业工人聚医，要求增加工资，时报；

同日，沪上英租界水木作工人罢工，要求加资，时报；

同日，安徽歙县百姓捣毁潈川学堂，并波及学堂总办士绅罗某房屋，以反对学堂捐，汇报；

初五日，浙江仁和县塘栖镇农民聚众拆毁学堂，汇报；

初七日，湖北薪州有百姓暴动，东方杂志；

同日，奉天辽东半岛貔子窝（今大连）马贼攻抢日本税关，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武昌农民反对苛政，殴伤知县方雷，东方杂志；

初八日，安徽芜湖米商罢市，反对抽路矿米捐，汇报；

十一日，江苏清江浦百姓哄抢运送军米船只，时报；

十二日，江苏新阳县水灾米价腾贵，农民结队报荒，县令不准，三千人拆毁县署，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罗田县会党联合农民反对教会，汇报；

十五日，广东韶州府商贩罢市，反对屠捐，捣毁捐局及绅董住所，汇报；

同日，湖北汉阳县鹦鹉洲木商三人因故被县令软禁，脚夫两千余人到县属大闹，并捣毁警察局；汇报；

二十日，贵州毕节县‘红灯教’数十人进入县城闹事，东方杂志；

二十二日，江宁土药税局苛扰，土行商人罢市，东方杂志；

同日，江西宜春知县阮保泰苛待农民，被农民殴打，汇报；

同日，广西思茅府土司及百姓暴乱，人数上万人，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大桥镇农民抢劫米店，汇报；

二十六日，浙江浦江县要求农民完粮以洋银计算，千余人大闹县属，焚毁各库书家，汇报；

同日，山东曹州府会党联合农民抗击军队镇压，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汜水农民千余人抢劫米店和粮船，汇报；

同日，江苏泰州马家庄百姓捣毁初等小学堂，时报；

二十八日，安徽霍山县会党捣毁教堂，东方杂志；

同日，广西桂林府永福县农民捣毁高等小学堂，汇报；

同日，山东潍县酒商罢市，反抗酒捐，汇报；

同日，山西左云县‘义和拳’进入县城，强迫知县供给粮食，汇报；

二十九日，奉天岫岩县开办官盐督销局，百姓反对并乘机抢盐，汇报。”[注：]

即使是再一次听这些东西，杨锐还是心生感慨，一是感慨满清无能，四处民乱，二是觉得满清再野蛮残暴，也不会比自己以后要实行的民主专政厉害，不要说捣毁警局，就是冲击警局，也要鸣枪阻止。

ps：注：资料来自《清末民变年表》上，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