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七章最高军衔之无间道（1）（2/2）

汪伪政权时，任“外交部长”的是褚民谊，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易于贯彻“中日亲善”政策。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不放心，会见时，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双方做什么，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人格丧尽。

(三）

这次访“满”，日本人对徐良的“表现”十分满意，汪精卫自然放了心。为了加深“两国友谊”，徐良很快擢升为“外交部长”，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大使”。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双方经过一番“外交”活动，很快达成“互派大使”的协议。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大使”，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满洲国政府大使”。“两国”“建交”后，伪满提出要在上海、天津设立总领事馆，汪伪不仅赞同，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沈阳)、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

所谓的“满洲国”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国中之国”，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伪满”和“汪伪”都在中国领土之内，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大使馆”“领事馆”真是荒唐透顶。

时过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褚一回国，就立即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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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外交部长”身份访“满”，两个汉奸政权在日本指使下眉来眼去，打得十分火热。很快，汪伪当局派周逸峰为驻奉天(沈阳)“总领事”，何希韶为驻哈尔滨“总领事”，伪满也在天津、上海同时开馆。

周逸峰曾在北洋政府干过外交工作，担任这个不伦不类的“总领事”后感到无所适从。这里既无侨民可保，又无侨商可护，更没有涉外案件可办。有一次，周逸峰求见汪精卫，请示工作要领。汪精卫说：“如果记者要问你，你可以谈'中满关系'，千万不要谈侨民问题，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你还可以说，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也是同胞。”汪精卫做贼心虚，言不及义，周逸峰听了，仍不知所云。

声嘶力竭，“汪先生不行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汪精卫认为这是向主子表功的时刻到了，也想提出宣战来凑凑热闹，但向谁宣战呢?向美、英宣战，自己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拿什么来参战；对蒋介石宣战，又不对，重庆政府也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打中国人，叫什么宣战?对了，对同盟国宣战，反正空对空，凑凑热闹。汪主意一定，马上命“外交部长”褚民谊到“日本驻华大使馆”磋商。但主子毕竟是主子，奴才究竟是奴才，日本“大使”大骂褚民谊“八嘎，笨猪”。吓得褚掉头就溜。日本方面阻止汪伪政权宣战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难以控制；其二，毫无军事实力，徒遭世人耻笑，同时会让同盟国认为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一旦宣战，一定会更加失去中国人的民心。

时过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日本80%军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摆脱困境，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针对中国重庆政府已被美、英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方面应大力树立汪伪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达到南京汪伪政府对抗重庆国民政府，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其总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最后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

（四）

汪精卫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邀请抵达东京。在日本首相官邸，东条英机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并缔结协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共存亡，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两人最后商定：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1943年1月6日，日本军方侦听到美方绝密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中美双方另署条约，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日方为了让“南京政府”的宣战行动达到最佳效果，决定提早让汪伪政府对美、英等国宣战。

1月9日，南京“主席”府官邸，汪精卫戎装裹身，佩着特级上将军衔，声嘶力竭地在麦克风前发表对美、英的《宣战公告》：“自今日起，对美、英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协力，进行大东亚圣战。”可能长期重病缠身，也可能前方战事极为不利，汪精卫《宣战公告》只念了一半就头冒冷汗，脚打哆。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一看情况不对，忙对陈公博说：“汪先生不行了，怎么办?”陈公博说：“再坚持一下，汪主席快(念)完了。”当时与会的各位大员没有感到什么，可细心的记者却捕到这一新闻信息，第二天，《对美、英宣战，汪先生肯定不行》、《内外交困，汪主席快完了》的醒目标题出现南京各报端。

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上海的工作任务后，很高兴。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因为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朋友们都知道，他最爱吃喝玩乐。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他自己也很愿意。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唐生智认为：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这置他自己于何地?所以他极力反对，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唐生明说，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戴笠便亲自拜访他，结果并不理想。戴只好请蒋介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私情还不错。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更气愤异常，指着唐生明说：“你不顾一切，只图自己享乐，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所以，戴笠改派了他人。当时，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

1942年的冬天，国民党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区组织，被汪伪76号李士群的特工组织所破获，这次军统局损失不小，不仅大小潜伏特务被抓大部，连所谓的特区区长陈恭澍也被在抓获。当时，李士群和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所谓“清乡”工作。得到报告后，李士群立即赶回上海去处理相关事宜。结果在清查起获的国民党特区的档案中，有很多密电稿，也包括夏如凤所遗留的密电稿，只不过让她断了线，已无作用。

其中的一个密电稿，让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如获至宝。此电报稿的内容是向重庆当局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僻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这个地区封锁起来，挨门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牵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的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

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对这份密电稿非常重视，因为当时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人员正热衷于搞这些动作，由于干起来困难不多，功劳不小，也得到了重庆方面的重视，可以以此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的，至于沦陷区的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

经过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仔细对密电稿的研究，他们认定这绝不是上海军统潜伏特务的口气，再看密电稿上的那一笔并不齐整的笔迹，和唐生明的笔迹到差不多。

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包括李士群便肯定这封密电是唐生明所命拍发的。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可以让军统不再常在沦陷区里去暗杀日军官兵，为他们减少不少麻烦。连几个日本鬼子的顾问，看到此内容后也十分高兴。但他们另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的做法，既然和重庆当局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络，为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或多少透露点口风给他们这些所谓的朋友们。他们知道即使唐生明被发觉后，肯定会一个劲地矢口否认，所以李士群也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唐生明。

于是，李士群便通知在苏州的唐生明和他的妻子徐来，一同连夜到上海来，说有要事面商。这时唐生明已经听说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破获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携妻子徐来回到上海。

他们乘火车一到上海，便看到李士群手下的一位姓傅的杀人魔王在火车站等候着他们。唐生明本想乘自己的汽车，先送妻子徐来回家后，再去见李。但姓傅的板着面孔坚决额不同意，一定要唐生明夫妇乘他的车，直接去76号魔窟。到了76号后，唐生明夫妇俩就被直接送进了李士群的办公室。

唐生明夫妇俩一走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就看见李士群正在审问住在他们家的张素贞。

当时唐生明和军统的接头联系，是利用开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唐生明夫妇俩目标太大，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军统组织被破获，这家杂货店和张素贞不可避免地被圈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