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正的英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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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战胜一切。

——苏格兰谚语

此世之责任心，即来生得救之路。

——费维希哲人

不为自己活着，才能为他人死去。

——圣保罗

古时候，美德和勇敢是同义词。勇敢，在罗马人看来，就是财富和价值。它意味着力量和魄力，可用来达到高贵的目的。谁最重视于其伙伴，并拔高、解救他们，谁就是最勇敢的人。

毋庸置疑，还有一种内在的勇敢，它表现为良心、忠诚、忘我、自我牺牲、敢于在这个无耻的世界面前举止得体。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忍耐和热情，乃是价值的两个灵魂，它们才是真正的勇敢。

最高贵的勇敢并不只属于战场上。在战刀飞舞、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男人们激昂高涨、无所畏惧，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切荣耀皆属于他们！

女人，似乎天生就是忍耐和克制的代名词。她们的忍耐力，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在充满血腥的战争故事里，有的女人女扮男装，跟着她的爱人一起奔赴战场、出生入死；看着爱人倒下，拼死守卫他们的尸体。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种故事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了。其实，世上有多少这样的战士呀！她们与生存的命运抗争，为自己的地位奋斗，却从来没有成功；她们在饥饿贫穷中挣扎，在打击和羞辱中苦斗；一切是那样的渺茫和绝望，但她们何尝有所畏惧！

基督教英雄的英勇行为，与战斗英雄有所不同。其活动方式，不在于侵略和斗争，而是忍受和自我牺牲。没有鲜花戴在他们的胸口，没有旗帜飘扬在他们的头上。当他们像司空见惯的那样在履行职责中倒下时，没有得到国家的桂冠，也没有获得假惺惺的哀哭，得到的只是悄悄滴落在他们坟头上的几滴眼泪。

人生在世，并非为了声誉和荣耀，抑或为了功勋卓著，而是为了某种比世界所能给予人的更高贵、更伟大的东西。杰勒米·泰勒（1613—1667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士，以所著《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而闻名）曾说：“人生虽然短暂，而永恒正是在短暂中求得。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有许多敌人等待征服，有许多邪恶等待驱除；我们必须克服许多险恶，也必须摆脱许多困境；太多的要求期待我们去满足，也有太多的善事期待我们去完成。”

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真谛。最善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一个自私者。把自己给予别人，而从未考虑过声誉和光荣，在履行职责的良知中他们寻求到了最好的报酬。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令。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少对于那些生活富足或碌碌无为的人来说是如此。

世上，在偶然的事情面前，我们并不仅仅只是理解；生活中，每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我们明白它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其延伸的影响。即使是不幸，它也通常是人是否高贵的最可信的试金石。一首最有名的德国诗歌这样说：“一个没有含泪啃过面包的人，一个没有在悲痛的夜晚哭泣过的人，是不懂得上苍之伟大的。”不幸之事，也许仅仅是为了试探和确证我们。在这样的考验时刻，如果立场坚定，心灵将因此镇定自如，从而使一心一意履行自己职责的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对于一切悉心向善的人，机遇都是同等的。最执着的精神往往能通达别人的心灵，耐心和容忍能够战胜一切。多少男人，同样有多少女人，甘愿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他们警醒自己要关注穷人；他们照料患病者，与病人共苦，甚至染上了病人的疾病而死亡。由于他们的劳苦和仁慈，多少生命从此得到了安宁！爱就是他们的一切报酬。天生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所做出的牺牲，永远是神圣的。

克利特哲学家和诗人阿皮门尼德被人请到雅典去扑灭瘟疫。他四处奔波，坚持不懈地与瘟疫搏斗，并且拒绝了一切报酬，除了雅典他所居住的地方——格诺修斯——的人们对他的善意。

古时候，瘟疫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人们对它避之唯恐不及，互相之间也是猜疑恐惧。因而，受瘟疫侵袭的人常常在孤苦伶仃中死去。于是那些高贵的、仁慈的人们挺身而出，献身于驱除这种疾病。大约300年前，米兰（意大利北部一城市）爆发了一场瘟疫。大主教查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那时候（1576年）正在罗底逗留，他闻讯立即赶往受灾地区。牧师们劝他留在当地，等到瘟疫自行消退之后再去。他回答说：“不！一位牧人，他的责任就是把生命献给他的羊群，怎么能够在危难之时却弃它们于不顾呢？”

“是的，”他们回答说，“守卫在它们身边，是一项高贵的事业。”

“那么，从事高贵的事业不也是牧师的责任吗？”

于是，他赶到了米兰。

瘟疫持续了大约4个月。在这期间，红衣主教亲自访问了那些病人。在病人的家里、在医院里、在任何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探视他们，给他们食物、药品，他们临终时为他们主持最后的祈祷仪式。他的所作所为深深感染了他的牧师们，随之，他们也步他的后尘，全心全意献身于自己的人民。直到最后一个患者康复，仁慈的红衣主教才回去尽他的主教责任。

红衣主教在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深思。他是第一个创办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读书机会的“主日学校”的人之一。“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任何一件善事都可以在这一天里做。正如在平常日一样，星期日下午，红衣主教从大街上把孩子们叫到米兰教堂里，教他们读书写字。孩子们带着自己抄的书，带着石板，来听他的教诲。在他的教士协助下，这所学校日渐兴盛。300年过去了，波罗迈欧红衣主教的“主日学校”仍然继续存在着。1879年春天，笔者看到孩子们集合在教堂里，拿着石板和书籍，正在他们的“主日学校”里接受教育。

红衣主教把他的税贡收入全部花在建学校、做善事上。在他生活的时代，贫穷是非常普遍的，因而他想方设法给予消除。他与自己的同道一起，努力支持僧侣改革，特别是庙宇制度的改革。他引领那些由于行为放荡而臭名昭著的尤密利塔提人进入到全新的生活境界，虽然这些人认为红衣主教在大教堂里教穷人的孩子读书，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丑行而已。他们认为红衣主教亵渎了安息日、玷污了神圣的处所，也是僧侣制度的破坏者。（注：一位美国作者写道：“今天，如果有谁还试图以这种包揽孩子全部生活的大型方式推行‘主日学校’教育，他得到的只有谴责。例如，让他试一试用他那些健康安全的藏书，去抵挡汹涌而来的有害书籍的侵袭，或者让他在他的学校设立一个职业委员会，来压制学生的动荡不定，那么，一切捍卫安息日的人、所有提倡只读圣经的人，都会立刻抬头。因为，伪君子是不会希望有任何人君临于上帝之上的。他作为上帝的骨肉兄弟，难道不希望那些碍手碍脚的人全部死光灭尽？”）他的“主日学校”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发明”。于是，他们雇了一位杀手，企图把红衣主教杀害在圣坛上。当唱诗班正唱着圣歌“别让你的心灵困惑，也别让它忧惧”时，刺客向红衣主教发射了一发火绳钩枪子弹。子弹打中他的后背，但主教穿的柔软而结实的外衣把它挡住了，子弹掉在地上。红衣主教勇敢而镇定。当周围所有的人都惊惶失措时，他自己反而仍然安静地在祈祷着。

还是回到瘟疫这个话题吧。哪儿的人们缺衣少食、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这种疾病就会不请而至。伦敦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怕的例子。它的街道狭窄、肮脏，通风性能极差，下水道也不畅通。伦敦最近一次瘟疫爆发于1665年，它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使得城市的人口锐减到不足现在的六分之一。它还从伦敦蔓延到周围乡村。虽然无数的人们逃离了疾病区，但仍然传颂着许多高贵的自我献身的例子。约克郡的莫顿主教就是这些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他的眼里只有他的人民。由他建立的一所收容穷人的庇护所或医院，把病人从他们那阴暗的房子里解救出来，加以细心的看护。虽然寻找服务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主教一直坚持不懈。像战士一样，他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穷人们没有粮食了，他跑到自己的乡下农场里，把一包包的粮食驮在马上，送到他们身边。他不让仆人去冒本来应该是自己冒的险，也不让自己的马匹奔波不停。在自己家里，他没有另外开一扇专供自己出入的门，以便使自己与农场里的人们区别开来。这样一来，瘟疫就被限制在约克郡以内。主教是一个忘我、慷慨、善良的人，他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用于乐善好施，用于奖励一切有功绩的人。他的一生是虔诚的一生，是充满基督教善行的一生。

在伦敦，包括西顿汉姆在内的许多医生都逃离了，但仍然有一些忘我的人留了下来。在这些人中，霍基斯就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懈地照看着病人。他的忘我工作，除了人们的衷心赞誉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报酬。后来，他的生活状况愈来愈差，并由于债务而被投进了卢格特监狱，1688年死于狱中，死后留下了对最近一次瘟疫起因的最好说明。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疾病从伦敦蔓延到了乡村。人们遥指着许多偏僻的地方，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是他们埋葬了瘟疫。”例如，在德贝郡埃亚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位理发师收到了伦敦寄来的一包衣服。当他把衣服在火上烘干时，人们发现他染上了伦敦的瘟疫，并于4个月之后死去。疾病蔓延开来。当地仅有的350名居民，准备逃离这个村子，但这种打算被当地修道院院长威廉·莫鲍逊的英勇行为给阻止了。他警告人们，如果他们逃离，将会把疾病传播得到处都是。于是，人们留下来了。莫鲍逊把自己的孩子送走，并打算把瘦弱的妻子也送走，但她还是坚持留在了自己丈夫的身边。

莫鲍逊博士决定把村子隔离，这样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周围地区了。德文希尔伯爵则倾其所有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包括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共处一所教堂里做弥撒，莫鲍逊博士在露天场地举行宗教仪式。他选取了一块石头作为讲台，把人们安排在绿色斜坡的两边，使他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可怕的瘟疫持续了7个月，来听弥撒的人群越来越少。院长和他的妻子坚定不移地活动在病人中间，照顾他们、护理他们、喂养他们。终于，妻子染上了瘟疫，加上她的体质弱，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在她的葬礼上，院长站在她的坟头，像往常为许多教区居民所做的祈祷那样，他声音哽塞：“愿死者安睡在上帝身边，她的灵魂永存。生者生还，是因为死者的劳苦！”院长早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他还是凭着希望顽强地活下来了。瘟疫夺去了五分之四居民的生命，人们把他们埋葬在村子上头的石南山坡上。“老实说，”院长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村子变成了一块坟地，一座地狱。……我探视了教区内的76个家庭，它们中死去了295人！”莫鲍逊博士寿终正寝，他拒绝了林肯教区教长的席位，而宁愿留在他的教区居民中间，靠着亲爱的妻子的坟墓，直到1708年去世。

说起来奇怪，50多年之后，一些工人在“埋葬瘟疫的地方”掘土时，发现了一些毫无疑问与死者有关的亚麻布，他们立即染上了斑疹伤寒热。3个人死了，但传染病在村子里蔓延开来，使70个人带上了这种病毒。斑疹伤寒症似乎是那场遍布英国各镇、夺去了千万人生命的可怕瘟疫的余威。

33年前，笔者曾经在利德斯目睹了一场斑疹伤寒热的爆发。它首先在镇里最贫穷的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富裕的地区。28个感染者挤在一个院子的7间房子里，3间连床铺都没有。其中住着12个斑疹伤寒症患者的房子里，空无一张床铺。其他院子里、房子里情况大同小异。康复中心和伤寒医院里，病人早已爆满。人们搭起了一所临时当作医院的小木屋，辟出一座工厂，专门用来接待伤寒病人。

时任利德斯教区牧师的胡克博士以及海尔阁下（后来担任了哥伦比亚的主教），天天视察这些地区，不遗余力地为病人分忧解难。最卖力的要数天主教的牧师们了。斑疹伤寒症瘟疫刚开始爆发，他们立刻就赶去帮助穷人。在那些人口密集的传染病住所，也许吸一口毒气就能致人死命，可是毫不畏惧的他们，尽职尽责地穿梭其间。人们总能在濒危患者和刚死病人的床架边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危险面前，他们的决心无法动摇；面对死神，他们毫无惧色，即使面临染上了瘟疫、一个接一个病倒死去的危险。亨利·瓦姆斯莱阁下，一位天主教副牧师，首先倒下了。接下来的一天，他的助手死去，后者到利德斯才3个星期而已。宛如一场攻城战，他们刚死，其他的人又立刻接上岗位。这些人快乐无比，因为他们被允许占据一个危险的位置。瓦姆斯莱先生的后继者接着牺牲了。加上已死的另外两个人，牧师们一共有5个人献身。为了纪念他们，后人竖起一块简陋的石碑，上面写道：“为履行神圣职责不幸染上伤寒病之五烈士，1847。”

此外，一位当地教堂的助理牧师也为这一事业而捐躯。一位因力倡戒酒而闻名乡里的绅士，也在这一场瘟疫中死去。镇里的两位外科医生染上了瘟疫，其中一位去世。这场瘟疫，一共夺去了400多人的生命。医生总是和疾病打交道，不管疾病是否会传染人。他们时刻勇敢地与死神搏斗，却往往连最少的报酬都得不到。哪儿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奔赴那里，有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们花费精力，忍受折磨，直到精疲力竭，在病入膏肓之时默默死去。他们是这样——生命在默默中奉献的英雄，荣耀却从来不会青睐他们。无名英雄才是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

外科医生在战场上履行职责，与在贫困地区一样。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去，带回来的却是急待包扎和看护的伤兵。在这方面，法国的莱瑞医生就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莫斯科大撤退期间，有人看到他在敌人的炮火下从容地动手术。当时只有一张营房篷布可用来保护病人，他叫人举在头顶，挡住纷飞的大雪。另一次在埃及燃烧的沙漠中，这位身影活跃的小外科医生表现了同样的热情。在首次与英国交火的时候，希里将军的膝盖被子弹击中了。莱瑞发现除非马上动截肢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建议将军截肢，将军同意了。手术就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而且时间只有3分钟。可是糟糕！英国骑兵已经逼上来了。这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可爱的病人怎么样了呢？“时间不多了！”莱瑞说，“我把受伤的将军背在肩上，朝着我们那些溃退的军队飞跑过去。我发现一片壕沟，周围长满了丛生的灌木，我于是横穿过去。可是骑兵在这个沟渠纵横的地方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样一来，我就有运气在这队骑兵之前追上自己的部队。最后，我终于背着这位光荣受伤的将军到达了亚历山大，在那儿，我完成了他的治疗。”

下面是另一个英雄。萨尔多夫博士，一位撒克逊皇家外科医生，在瓦格拉姆战役刚开始时，他的腿炸伤了。躺在地上，他看到离他15步远的地方，侍从副官克思伯格被一颗子弹击中了，正倒在那里鲜血井喷。外科医生明白，要是不马上动手术，这位将军很快就会死去。于是他拼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沿着地面一步步爬到将军的地方，替他止了血，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克思伯格来不及拥抱他的恩人。这位受伤的医生就已被转移到维也纳，他精疲力竭，截肢后4天就撒手离去。

在战斗中，部队往往在队伍后面预先准备一些马车，用来运载伤病员。当有人倒下时，他们就会被抬到医生那里接受护理。如果队伍被敌人赶回来，医生和伤病员往往来不及撤退，只好做了俘虏。在阿尔玛战役中，英法联军追击，俄国军队溃退，结果留下了一大批伤病员。几百名俄国伤兵被抬到战场的东边，在靠近河流的阴暗处一字排开。

幸运的是，当时的司令部里有一位外科医生。强烈的意志力、不可抗拒的热情、公正的判断力，以及很少和当局合拍的性情，使他的荣耀感和责任心极其强烈。他就是第四十四军团的汤姆逊医生。虽然俄国部队已经放弃了这块领土，他仍然成功地获得了400磅的饼干，以及协助他工作的必要人手。他立即让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的伤兵们饱餐一顿，下一步着手把伤兵伤口全部包扎好，这样整整花去了他从晚7点到半夜近12点的全部时间。

这时，留下来的士兵全部去运送英国伤兵了。他们把伤兵运送到停靠在欧帕托亚的战舰上去。可是，汤姆逊医生和他的助手约翰·古纳斯，仍然留在俄国伤兵中间。白天烈日似火，夜晚寒冷如冰，就这样，他们单独留在那里三天三夜。终于，运气来了，交战双方休战了，他们把伤兵装在船上，运送到一个俄国码头。“最后，”肯拉克先生回忆道，“在26日早上，‘阿尔比’号船长路希顿上岸后发现了他的两个同胞，他们正处在求助无门的时刻。路希顿船长为他们的幸运而高兴万分，也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而倍感同情。”

与他们一样，伯纳瑞斯医院的外科医生恺依，在印度兵变期间，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那时敌人正向他们扑来，准备把他和他可怜的伤兵一网打尽。对于发生在考坡尔的那次可怕事件，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死了，从男人到女人，连孩子都无法幸免。在暴乱的印度兵的战火焚烧下，英国兵拼死支撑到最后。“简直不可思议，”纽约的库勒先生说，“在这些普通士兵面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无宗教信仰者。生活的艰难和亲友的穷苦，使他们很难具有任何宗教意识，即使有，也是少得可怜。可是，在印度兵大暴乱的时刻，他们的宗教意识突然产生了。无数的英国士兵，面临着印度兵强加于他们的两难选择：或者信奉暴乱者的宗教，或者宣布自己信仰基督教，从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野蛮人以各种残酷至极的方式处死。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毫无疑问，这些普通士兵死得异常刚烈，世上没有什么比他们所走的路更能通达光明之境了……他们是属于基督教阵营的，即使烈火金刚，都无法把他们刚毅的心灵撕裂……所以，在缺乏优美雅致的地方，刚毅仍然存在，除非你认为优美雅致就意味着高尚之物、就意味着纯洁高尚的生活，以及一种发自心底的宗教意识。”

接着就让我们谈一谈两位士兵的例子吧。在玛尔腾最近爆发的霍乱期间，他们服役于第七十军团。在没有妇女的情况下，他们承担了护理病人和死者的任务。在霍乱医院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德比希下士由于疲劳过度，终于倒下了，但他的岗位马上又有人替补。另一位霍帕下士，自愿到托帕医院去服务，在那儿，他受到了院方和军方的双重嘉奖。两位下士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时刻与死神搏斗。过了不久，部队领导来到玛尔腾视察，当着许多可敬的同志之面，公开表扬了德比希和霍帕。

同样的品质闪耀在战火纷飞中。1812年，法军围攻凯狄兹城。在大街上，在窗户边，在屋子门口，到处可以见到倒下的人们。敌人的炮火一来，人们就拉响唯一的一口大钟，警告居民赶快逃避。一天，报警的钟声拉响了。可是，炮弹偏偏纷纷落在大钟上，把它击得粉碎。负责拉钟的僧人毫无惧色，拉响了另几口小钟。这位善良的人战胜了死亡恐惧。

在这场围攻战中，女人表现出了同样勇敢的行为。玛塔高达是一个偏僻的堡垒，没有沟壑，也没有防空洞。在这个堡垒中，驻扎了140名英国士兵，任务是阻止法国军队的进攻。一队74人的西班牙士兵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小舰队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可是，一艘伪装的敌舰悄然进入码头，向着小舰队猛烈攻击，士兵们纷纷落水，舰队被驱赶到凯狄兹码头去了。58门大炮和最大口径的迫击炮集中火力向着小堡垒猛烈轰炸。脆弱的围墙在如雨般炮弹的攻击下，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光秃秃的城隍和勇敢无畏的卫戍部队。激战进行了30个小时，只剩下玛塔高达妇女在抗击。

一位名叫丽旬的陆军士官妻子在炮塔里照料伤兵。病人口渴了，急着要水喝。她叫来一位当鼓手的男孩儿，请他到井里去打水。男孩儿犹豫着，因为他知道水井正处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视角之内。于是她自己抢过水桶，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向水井。在井边，她终于打满了一桶水，随即一颗子弹打断了水桶绳，她又从容地把它修好，带着水回到病人身边，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