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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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6823e501cc374e06b028431881d03300_5"第二节 帝国的中兴与终结</h3

<span class="bold"一、帝国均衡的起伏与变迁

<span class="bold"1.财政结构上的大变迁

伴随着现代力量从海洋上的到来，困在低水平均衡当中的大清开始遭遇一系列的困境，先后有几场大的内/外战争将脓包捅破，让仍然沉浸在幻梦当中的帝国悚然惊醒。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过是此间的一个插曲）打破了多元帝国汉满蒙回藏诸要素之均衡，甲午战争打破了东亚世界之秩序均衡，庚子战争将始自太平天国时期的央地关系失衡发展到最深刻的状态，而这还没算上其他一系列小一些的战争。

在这一系列均衡被打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行为主体从帝国层面逐渐向下沉降到地方层面，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瓦解；但这也使得被官僚帝国长期压制的个体之道德主体性，获得了发展的可能。在“伦理、官僚世界”当中已经日渐僵死的帝国，在此过程中打开了进入“政治世界”的窗口——当然，这离进入“政治世界”还非常遥远，中国才刚刚进入唐德刚先生所说的近代转型的“历史三峡”，但这是重要的起始一步。

一系列动荡带来的失衡，<span class="mark" title="当然，更基础性的影响是，帝国人口的膨胀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西方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这些影响，分布在本节后续部分讨论，此处不拟多谈。" 就帝国的统治秩序而言，首先体现在财政层面。由于前文所述的国际货币市场上白银流动的变化，催生了太平天国起义，而帝国财政也正因白银问题处在困窘当中。1848年，一位御史曾说：“国家岁入有四千余万两之额，近日欠款，每年几及三分之一。”在太平天国初起之际的1852年，帝国岁入甚至仅及1850年的60%。<span class="mark" title="转引自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126、130页。" 待到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帝国最富庶的区域大半入其囊中，大清的财政便走到崩溃边缘。

帝国的正规军队八旗和绿营在太平军的攻势下不堪一击，朝廷不得不死马当成活马医，寄希望于曾左李胡等对于乡勇的训练。国库也没有军饷可以下拨，只好允许他们在地方征收厘金以为军用。厘金原本是个临时财政手段，但在平定太平天国后，由于国用不济，遂转成为常规的财政收入。这是帝国财政制度的一个巨大变化，从主要依靠来自土地的税收，开始转向主要依靠来自流通环节的税收。一旦出现这样一种转型，则帝国重农轻商的态度便不得不逐渐做出调整，否则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收，这也使得近代性的政治和法律转型成为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了平定太平天国，帝国政府被迫允许地方政府铸造大钱（高面额铜钱）以便筹集财政费用。各地方铸造局都从本地财政状况出发铸造大钱，带来了地方财权的分立和通货发行的地方化趋势。民间金融机构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协力”变得非常重要，其后果便是，民间进一步获得了独立于帝国政府的空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大的财源是货币铸造。到辛亥革命前夕，统计数据显示，地方发行通货的数额以湖南为最高，其次为湖北，两地铸造规模相去不远；其下的江苏、河北（天津）、广东、浙江、福建等亦较其他省为多，但是与两湖相比都有着数量级上的差异，这带来了地方自主性能力的差异。<span cl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72页。" 前文曾述及，汉口作为滇、黔方面的银、铜、铅等币材向外转运的最重要中转站，曾是帝国的私钱中心，这样一种地理之便同样使得它在地方政府铸钱时有着最优越的位置。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汉，偶然当中，也有必然，倘无足够的货币作为军费支撑，首义是难以坚持下来的。

在太平天国即将平定之际，1854年在上海设立的海关被设置为大清的帝国海关，并依此改造了其他各地的海关，成为帝国新的重要财政来源。在乾嘉年间，海关收入只占帝国财政收入的2%强，道光年间也只占约5%，在1860年代即上升到百分之十几，到1880年代上升到约20%，1887年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稳定在帝国收入的1/4左右。<span class="mark" title="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张海鹏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26页。"但海关对于帝国财政来说，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融资机制。

1867年，左宗棠西征之际，国用不足无以为军资，遂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此后左宗棠又先后几次如此借款，最终完成了对于西部边疆的平定。帝国政府此后也曾多次以类似的借款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而外国银行发放的贷款并不是靠自己的本金或存款，而是以在伦敦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筹资，挣取息差，再利用大清银价与西方金价在汇兑上的差价来赚取利润。意识到这种汇兑上的损失，帝国政府遂也以类似的方式尝试向中国商人借款。主要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帝国在1866—1883年间的此类借款达到1165万两，占到军需的10.8%，超过了商人所纳的无偿捐输的总额。<span cl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75—80页。关于左宗棠西征筹饷的过程，还可参见刘增合《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海关得以成为帝国的财政融资所需的信用基础，里面有两个核心要素值得提及。一是大清在炮舰逼迫下开埠之后，外贸规模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关税征收额不断走高，得以作为一个足够大的信用担保。倘若关税额仍然维持在乾嘉年间的小规模上，则这个担保物是不存在的。这里面的一个衍生效应是，大规模的进出口，也拉动着帝国内部的贸易发展，从而使得对厘金的征收额也大幅上升（在1901年约占到帝国财政收入的18%）。另一方面，是帝国海关系由英国人赫德掌管。赫德以其专业性赢得了帝国政府和西方金融市场的双重信任，才使得以海关收入做融资担保可以获得伦敦金融市场的信任。以帝国海关为中介，基于多年的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西方金融市场，与东亚大陆帝国的国运被联系了起来。这从财政和军事的角度证明，从此之后，东亚大陆帝国的秩序生成线是基于海洋、中原关系了；而左宗棠平疆赖于汇丰银行的贷款，以此为内亚地区提供秩序，也说明了，中原、草原关系就此转为秩序的传播线。

<span class="bold"2.亚欧大陆的海陆关系之变

把视野再扩大一些，就可以发现，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热兵器时代的到来，欧亚大陆的流动-定居的共生体关系<span class="mark" title="前文曾谈及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结构关系，其中中原以农耕经济为主，属于定居性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上以游牧经济为主，海洋上以贸易为主，都属于流动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一直是流动与定居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形成的共生体关系，在古代以草原、农耕为主，近代则以海洋、农耕为主。" 进入一种更大的尺度与更复杂的结构。俄国取代了历史上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构成了对于其南方的几个邻居——从土耳其横贯中亚直到东亚——的巨大压力，其流动性主要是通过哥萨克骑兵实现的。这与早前的草原帝国有所类似，但是尺度更大，将整个大陆连为一体了。同时另外一支力量从海上到来，这就是西欧国家的力量向东方世界的扩展，其流动性是通过流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海洋权力实现的，这更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存在，绝不限于一隅。

从土耳其直到东亚大陆，这庞大区域仿佛是三明治当中的夹心层，受到两个方向的压力。在这两个方向上，古代那种“榨取财富-提供保护”的共生关系也开始浮现出来。就中国来说，在北方，18世纪前期到19世纪中期之间，中俄两国主要是通过恰克图进行贸易，这使得西伯利亚的经济得到发展，并促成了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一系列城市的兴起；这种种发展反过来又使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在财政和军政两个层面上变得可持续。英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则以东印度公司为中介，在东南沿海与中国进行贸易，通过中—印—英的三角贸易，使得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行为得以持续下去；这反过来又使得英国在欧洲的争霸行为有了可供汲取的海外资源，促成了大英帝国的崛起。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东西方的力量差距还不明显，前述的共生关系还表现为一种较为和平的经济关系。

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终于在西方的现代战争技术面前一败涂地，先是被迫答允英国五口通商，嗣后又陆续开放了更多口岸给西方国家；俄国也趁机在恰克图之外胁迫大清签署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直接在中亚方向开展贸易，这为俄国日后进一步进驻中亚埋下伏笔。随着中国与陆上、海上这两大邻居之间经济关系的日益加深，“三明治”的三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进入一种很复杂的结构，弱势一方的大清于是开始了“以夷制夷”的外交周旋；而出于更有效地榨取财富的需要，各种“夷人”之间的确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会时不时地帮助大清来稳定国内秩序，从而客观上确实形成了一种对于大清政府的“保护”。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说，也是差不多的历史情形。

近代的这种榨取-保护的关系与古代还有一个根本差异，即“古今之变”的维度。古代的榨取-保护不会有自我否定的逻辑，即该过程不会使得弱势一方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陷入瓦解、崩溃并走向彻底重构，以至于此榨取-保护的秩序走向终结；近代的榨取-保护关系则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走向了瓦解、崩溃与重构，并终结了过去的秩序。

不过大清也在与英法的几次战争后摸出了一些门道，发现了在国际条约体系下“以夷制夷”来自保的可能性。这种努力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承认与西方国家在条约体系下的平等关系，在此基础上把足够多的利益相关方引入，使其基于利益冲突相互制衡，而令弱势的大清得保全。为了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大清势必要做出相当的让步。这是外交上被迫付出的必需代价，否则很可能将付出更多的代价。让利的过程本是大清走上融入世界经济之路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其政治成本在当时显得过高了。因为这种让利是一种高度技巧性的活动，它需要对国际格局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国内格局的有效统合，才能维系住各种脆弱的均衡。偏偏大清上下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君主层面无力理解世界，重臣们则在君主统御臣下的各种道术之中相互攻讦，无有臣子掌握全局。

这种令臣子相互制衡的统御之术原本是帝国达成内部均衡的必要条件，但在古今之变的外部压力之下，却成了令帝国的自救努力陷于失败的原因。于是，被迫向西方“让利”的努力最终无法呈现出其积极意义，反倒予人以“卖国”的口实，并进一步侵蚀着大清统治的正当性。

帝国至此已经被整合在海洋秩序当中。倘若要更好地应对这种秩序变迁，起自内亚的大清帝国，需要在制度架构、法权结构、价值理念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脚步迟迟无法跟上。这最终带来了帝国的终结。

<span class="bold"3.人才与观念结构上的大变迁

大清继承了自大辽以来的游牧帝国对于农耕帝国的外在超越，但是伴随着海陆关系变化，此种外在超越也被颠覆了。前文已述，大清帝国的汉满蒙回藏等诸部有着各不相同，又彼此完全无法替代的功能，诸部人数虽大有差别，但权重上并无差别，帝国有着内在的均衡。草原族群对安全秩序的主导与中原族群对财政秩序的主导，是整个帝国内在均衡的核心部分。

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战争中，大清蓦然发现，八旗军队完全不顶用了。真正能够对抗太平军的，唯有依靠曾左李胡的勇营。湘军淮军最终击败太平天国，很是依赖李鸿章所购买的洋枪洋炮。于是，大清的秩序一变为汉人地区既提供财政秩序又提供安全秩序，到了成立海军之后这个特征更加明显。

这个变化也是与西洋人的到来相关的。西方将人类带入热兵器时代，此前冷兵器时代草原地区基于高度机动性而获得的军事优势不可逆地丧失了。而热兵器战争并不简单的是军事能力的比拼，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系统工程的结果。要想有效地使用热兵器，必须能够生产热兵器，至少是要能够维修，这就需要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发展必须基于复杂分工的社会才有可能，但复杂分工无法在草原上实现，因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既无法支持工业经济，也无法支持所需的人口，只有中原地区才能提供这一切。热兵器，尤其是海军，对财政的要求非常之高，这需要有强劲的经济能力才能支撑得起来，同样也只有中原地区才能提供。热兵器战争当中，肉体意义上的武勇已经不是具体战术层面的关键要素，对于热兵器复杂技术的理解与应用，以及对应的严格军事纪律，才是战术层面的关键。再一次地，这与草原骑兵的气质特征无关。所以，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后，定居地区相对于草原地区的战争优势，是不可逆的。

不唯如此，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为了地方督抚能够迅速应对局面，朝廷允许其便宜行事，在人事方面自行任免、奖惩地方各级军政官员。在战后，督抚的任免和保荐地方各级文武官员的权力继续得到保留。伴随着洋务的拓展，地方需要新设各种以往并无定制的行政部门，督抚在地方的人事权得以进一步扩展。湘军与淮军两大系统，也逐渐成为帝国洋务派的核心人事基础。<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张海鹏主编，第32—49页。" 这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汉人在人事方面的主导，打破了此前的帝国人事均衡；另一方面，帝国内部的地方主义在不断发酵。

朝廷也意识到地方主义的问题，所以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开始努力地恢复中央集权。这首先体现在财政上，包括规定厘金中必须有划拨中央税收的比例；整顿海关，扩大关税征收范围，并设定新的关税税种“子口税”以代替厘金，借以强中央而弱地方；规定以海关税为担保的借款若没有中央政府的认可便不得实行；等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还进一步地提出帝国应该设定金本位制，常关（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关税）与帝国海关应该统一行政等措施，以便强化国家财政。<span cl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93—95页。"

所有这些努力，若想成功，都以帝国政府的威信尚存为前提。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大清统治者很清楚地感受到了帝国内部的各种失衡，他们忧虑的是，一旦秩序倾覆，则满洲人将无容身之地。于是他们做出一种自保的努力，在政策上就体现为极端的保守。在西太后统治的早期，她还比较有自信，但到了戊戌变法之后，她兀然感觉到满洲统治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慈禧的权力就是满洲权力的具象化——于是迭出昏招。最愚蠢的无疑是试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向所有列强同时开战。庚子之乱几乎带来大清的灭顶之灾。这是一种可以理解但也非常愚蠢的保守，它反过来激化了汉人方面的革命倾向，温和派势力逐渐边缘化，革命最终难以避免。

它也让帝国在洋务运动时期尚且残存的威信彻底扫地，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在观念上便不再为人所接受，“东南互保”反倒成为封疆大吏在危急时刻的选项。在嗣后庚子赔款的偿付责任分担上，地方督抚把赔款和借款的返还看作中央的职责，而把负担视作地方的事情，表现出一种立足于“地方”的态度，与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表现出来的中央观大不一样。<span cl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59页。"

由于朝廷越来越依赖于地方的自主行动以平定各种动荡，以及随着现代经济以各种方式的进入，中原地区好多个省有了各自的财政和人事基础；帝国秩序因此开始呈现为“强枝弱干”的结构，改变了自宋朝以来的“强干弱枝”结构。这也埋下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种子，短暂地打破了中国自宋代起维系了近千年的大一统。在古代平民社会，朝廷相对于社会的力量优势越来越大，“强干弱枝”是个必然的结果；“强枝弱干”的转型，是从古代平民社会转向现代平民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分裂割据是这一阶段的副产品，克服分裂的努力则将引发更加激进的革命。

另一方面，随着中原地区在帝国内部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帝国的战略及政治叙事也日益地由汉族来表达。此一过程使得，内地人的视野中大清本来所内蕴的多元特征，在边疆地区逐渐模糊了，边疆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充满主动性的姿态呈现出来，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呈现为一个需要被规训的对象。

<span class="bold"二、海洋与过渡地带

<span class="bold"1.太平天国的成与败

晚清时期，海洋上到来的力量，以南洋和东南沿海为双重的过渡地带，<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七节相关内容。" 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思想和政治，对整个帝国产生了全面的冲击，最终让帝国走向终结，开启了现代中国之路。这些外来的冲击需要结合帝国内部的困境来起作用。帝国内部最重要的困境便是，人口在清朝的不断膨胀，到了道光年间已达临界点，帝国开始步入传统经济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流民即将在帝国掀起滔天洪水。但是洪水从哪里率先涌起，首先是与帝国内部的亚区域和外部世界的互动有关系。<span class="mark" title="美国汉学家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地理所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于本书在这部分的相关讨论颇富启发性。施坚雅的研究不局限于以地方行政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将视野投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将中国的经济地理区分为中心地以及地区系统两个层面，并以不同的市场活动内容所形成的不同市场半径为指标，而对地区系统区分出多个层级，提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地区系统则集中了非正式的政治和亚文化群。在此基础上，他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大的经济“地文区”，分别是华北区、西北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区、岭南区、云贵区和满洲区。参见［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而不同的地文区，在面临来自帝国外部的特定冲击或是面临来自帝国的政策变化，乃至面临气候变化的时候，所遭受的影响可能是很不一样，甚至相反的。这样一种差异会进一步地引发帝国内部秩序的深层变化。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新之译，载《史林》1986年第3期（Compiled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Issue 2, 1985）。"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主导了东亚的洋面，大力打击此前在南海海域、珠江口外横行无忌、影响贸易的海盗，海盗被迫溯珠江而上深入内地，遂在广西形成了大量的河匪。河匪与天地会等帮会有着各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地方土著居民为了对抗这些河匪与帮会，也自组团练。地方团练又与大量移居当地垦殖、开矿的客家人产生了深刻的土客冲突，客家人也在寻求自我组织起来，天地会等帮会成为他们求助的组织力量。洪秀全依凭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开创拜上帝教，这是一种能够突破小的血缘群体的信念基础，很快便赢得了众多信徒，尤其是纠结于土客冲突之中的客家人。<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121页。" 而鸦片战争之后以五口通商取代一口通商，带来帝国贸易地理的变化，江南的产品不再需要千里迢迢运输到广州再出口，大量的广西搬运工失业，当地原已艰难的生活处境，因此进一步恶化。

终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它一方面重复了此前朝代人口过剩导致流民之乱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有一系列新鲜要素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来自西方的支持力量对于帝国存续的重要性。在太平天国运动初起之际，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基督徒弟兄”充满了同情，而对清帝国有着比较多的厌恶，所以西方国家在这场内战中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后来西方人尝试与太平军进行接触，结果发现，一方面太平军的信仰与他们的预想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太平天国仍然拥有着一种天朝上国的秩序想象，将西方国家视作藩属国，这同样令西方人无法接受。而到了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攻势下，大清帝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承诺给西方一系列条约权利乃至特权，这明显优于从太平天国处所能获得的好处。

大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个可以与之合作的远东秩序代理人，于是西方的天平倾向了大清一边。最终，大清帝国成为一个罕见地得以扛过流民冲击的中国朝代，并实现“中兴”。如果没有西方带来的新的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以及国际条约体系对于大清的“榨取-保护”关系的话，则这样一段历史是无法成为可能的。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预示了此后帝国所面临的挑战具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特征。首先，是帝国的精神秩序，要面对来自西方的全新精神要素的挑战；但新的精神秩序赖以行动的必要的组织资源，仍是东南沿海以及华中地区一系列与传统宗族秩序有着各种牵连的帮会组织，这决定了其挑战能力的极限，它无法超出传统组织资源的生存逻辑本身。而西方的天平偏向，则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前途。反过来，就帝国一方的应对来说，它也需要依靠西方带来的现代军事技术和财政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新的挑战。而帝国赖以自救的新的军事资源湘军，初时招收标准严格，依靠传统乡里宗族道德来形成内在的精神凝聚力，形成战斗力，但是随着战事的扩展，军队规模的扩大，不得不降低招收标准，结果湘军逐渐被哥老会所渗透，后来在相当程度上，哥老会的帮会秩序转化为湘军的组织资源所系。曾左二人皆明了此事，但无可奈何。在左宗棠率湘军一部平西北叛乱之战中，哥老会也就此扩展到西北地方去，并转化为后来同盟会在陕甘地区乃至新疆地区发动革命所依托的组织资源。但是哥老会嗣后的活动与同盟会的理念严重冲突，最终两方翻脸；而努力消灭了哥老会的同盟会，则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组织资源，以致在嗣后北洋政治的历程中失却了力量。<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孙昉《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

这些都说明了古老的身躯与（还远称不上是现代的）新的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新的理念倘若依凭的只是单纯的传统组织资源，则会反被此资源所绑架，而无法完全地展开自己的精神秩序，最终失败。中国的转型因此不得不经历更加深刻的社会重构过程，这种过程会充满痛苦，但几乎是这个老大帝国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span class="mark" title="邱立波先生在《从湘军到党军（1850—1950）——军事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一文中，对于这样一种转型的复杂性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探讨，笔者的思考也颇受其启发。"

<span class="bold"2.租界的寓言

湘军、淮军在西方雇佣军及其帮助生产或购买的热兵器的帮助下，击败了太平天国。西方雇佣军人数不多，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颇类于大唐平定安史之乱时人数不多却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回鹘援军。但是，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重要区别是，回鹘援军是回鹘帝国的国家行为；西方雇佣军主要是上海租界的欧洲人自治组织的产物，国家行为在里面的分量实际上很轻。

上海租界是遍布诸口岸城市的租界中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个。它始自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签订的《土地章程》，英国人获得了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租地建造房屋并居住的权利，嗣后旅沪英国人遂组建了租地人会议，形成自治组织；法国人与美国人也陆续在沪建立租界。旋即太平军起，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上海地方政府对于租界地区的主权行使终止，英法美三租界遂在领事的主持下，组建工部局，合并管理三国租界（法租界在几年后退出），积极组织自卫，工部局还取得了组建并指挥警察及陆海军的权力，其组建起来的洋枪队，后来成为大清帝国的雇佣军。随着战乱的发展，太平军一度攻到上海近郊，华人也涌入了租界避难，这就涉及租界对于华人的管辖权问题，乃至工部局倡议将上海发展为一个“自由市”。这样的一个过程，颇为类似欧洲自治城市的发展过程。

但是组建“自由市”的想法遭到了英国领事和英国公使的断然否定。1862年，英国领事说：“此种计划，租地人不能采用，盖此系中国政府之土地，中国政府仅容许有约各国人有管辖该国国民之权而已，然仍保留其一切对于其土地及人民之权力。”英国公使更强调：“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放弃其对于华人之管理权，英国政府亦未曾要求或明白表示若何愿望以取得保护华人之权。……上海的英租界既不是将该处地方转让，亦不是租与英国政府。不过是议定在某地方内，容许英人自便取得土地，俾得聚居的利益。如此取得的土地，依然是中国的土地，要照常缴纳地税。”<span class="mark" title="转引自徐公肃、邱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34页。" 英国政府依据条约权利承认了租界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这个主权在事实上由于不断的战乱而经常处在悬置状态。具体生活在租界的西人社会必须解决现实问题，于是工部局通过治权上的不断扩大，诸如对租界华人的征税权、警察权、会审公廨的司法权等，推动着租界权力的不断发展。进入民国时期，租界华人援引“无代表不纳税”原则，获得了工部局董事会席位。

这样，在中国的名义主权因为战乱而经常缺位的情况下，上海租界的西人居民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政治安排，并不理会国家间条约关系的约定，基于现实状况而不断地扩展着其治权范围，进而为此种治权安排获得法权基础，最终将租界发展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而为逃避战乱进入租界的中国居民，最初只是作为难民的一种极为被动性的存在；由于上海租界的自治特征高度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很多中国商人在之后主动到来，中国居民在此过程中逐渐萌发出自主的政治意识，主动参与到了秩序建构当中。一种从社会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汇通中西的秩序，在这里浮现了出来。中国与外国的国家行为于此的实际参与都很有限，促成汇通的力量，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普遍的贸易过程，社会自治秩序为贸易过程提供了一种有效率的制度环境。

上海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连接英国与东亚的交换枢纽，中国商人有着泛及东亚的强大销售网络，英国的工业品搭载英国船只到达上海，却必须依靠中国商人才能分销到中国内地以及长崎、仁川、釜山等地。到19世纪下半叶，以上海为中心的远东商业网络呈现出一种无边界经济的特点。因此，差不多整个19世纪，远东地区的贸易网络，在与全球贸易联系的宏观层面上，是由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主导的；但在微观层面上，则是亚洲商人尤其是中国商人所主导的。<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法］弗朗索瓦&middot;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龚华燕、龙雪飞译，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156—167页。" 贸易过程联结起中国与外国，模糊掉两者的界限，如此形成的秩序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但又可以说它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这样一种基于自治的秩序，才是真正的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它并不必然否弃传统类型的组织资源，但必须要将其整合进一种现代的具有扩展性的法权秩序当中，从而完成传统的现代化。

太平天国的军事冲击，刺激了租界自治的发展；租界反过来又构成了对于帝国转型的一种精神刺激。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租界地区发生了一个逆转，社会成为能动性力量，而政治则是要在诸多的微观社会过程当中被逐渐发现与提炼出来的。这是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政治形式，对于传统帝国来说是个绝对的异质性存在，可以说是未来中国的海洋面相的一个预演与缩影——当然，中国本身有着远比其海洋面相更加复杂的秩序结构，但是整个秩序的成立，其中的核心能动性力量却无法脱离开海洋面相而获得理解了。

<span class="bold"3.南洋华人的逆袭

太平天国虽然预示出了这一系列新的特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仍然是传统帝国要反复面对的境内流民问题。它虽然起自近海地区，但随着深入中原，渐渐又浸染上浓厚的农耕气质；而与其对抗的湘淮诸军，也只是用上了近代火器的传统军队而已。另有一个方向的流民，却是下到南洋及远漂海外，这一群体承载了更为深刻的海洋气质，在传统帝国的边缘打开了真正新鲜的可能性。

依据滨下武志的研究，15-16世纪以后，在亚洲地区存在着以中国和印度为两轴，以东南亚为媒介的亚洲区域内市场。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近代亚洲市场，并不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打开闭关锁国的亚洲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上述西欧国家加入和改组亚洲市场的过程中形成的。<span cl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280—281页。"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圈在微观层面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而在将印度商品贩运到中国这个方面，微观层面上发挥中心作用的则是印度的贸易网络，尤其是来自印度的帕尔西商人，这是首批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印度人，到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中印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掌握在帕尔西人的商业网络之中。<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法］弗朗索瓦&middot;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第175—178页。" 东印度公司连接起的中国—印度—英国的三角贸易关系，是基于对既有的贸易秩序的参与和改造而成；但也正是这种参与和改造，将亚洲的海洋秩序引入了全球秩序，激活了其潜在的世界属性，<span class="mark" title="“海洋不知道疆界为何物，而且将是唯一的、无须考虑地理情势和邻里关系的统一的空间，这种空间对于和平的商贸抑或是任何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应该保持一视同仁的自由和开放。”［德］卡尔&middot;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76页。" 使其不再是作为大陆的附属物而存在。

南洋的华人世界也有过这样一个变化。自宋代起，即有华人远赴南洋讨生活，到了15世纪之后，下南洋的华人渐渐形成了规模，主导了东南亚的贸易与经济秩序，并形成了侨居当地多代的土生华人群体峇峇。土生华人与其先辈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家乡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移民网络，是东南沿海华人继续向南洋迁徙所依托的管道。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模式发生了变化。随着西方人在各通商口岸建立殖民据点，香港、澳门成为转运港，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招募华工，外国轮船直接运载华工，外国公司直接雇用华工，西方人建立起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移民网络。<span class="mark" title="［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105—106页。"中国的过剩人口，获得了一个出口。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大量的华人脱离了大陆帝国的统治，他们在南洋进入到一个远比此前的亚洲贸易秩序更加复杂与庞大的贸易体系。南洋地区作为全球贸易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香港和新加坡成为各种贸易信用的汇聚点。据研究，中国—印度—英国三角贸易过程中的信用流动，主要不是靠真金白银，而是靠汇票等金融手段完成即可。所以，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并未流向欧洲，而是大部分留在了南洋，尤其是新加坡——这也与白银在东方的购买力强于采行金本位的西方直接有关。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购买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同时也用来吸引华人劳工。<span class="mark" title="［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446页。" 被吸引来的劳工，便是充满血泪史的“猪仔”。这样，东南亚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优势，它面对着庞大的世界市场，拥有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大量货币资本的流通，有着西方所提供的一整套现代法权和现代经济、技术，再加上价格低廉又吃苦耐劳的华人劳工，东南亚发展起一种殖民地经济的畸形繁荣。

华人劳工和庞大的华人贸易网络，是这种经济繁荣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庞大的流民群体不呈现为破坏性力量——一如太平天国——而是呈现为建设性力量。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南洋，以及更加遥远的美洲、澳洲等地。由于家乡所面临的“内卷化”问题，使得中国劳工能够接受在外人看来非常之低的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以至于中国劳工迅速地成为移民地的主要劳动力。

对比前文引用过的赵冈先生的研究，他提到中国农村的过剩人口，导致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这在封闭的社会中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这里我们可以再引申说一下，在中国本土还未工业化的情况下，即便是进入一种开放经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也无法形成中国本土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会为外部世界所用，通过劳工的地理迁移，而对输入地的劳工阶层形成巨大竞争压力，并引发一系列排华问题。华人在西方人建立的政治秩序中，能够感受到现代法权带来的权利和秩序，并对此非常欣赏；<span class="mark" title="例如，一位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在1899年曾如此写道：“生活在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殖民地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这些国家仁慈的保护，却不用面对贪婪和态度恶劣的官吏。坦率地讲，在这里发展业务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转引自［美］孔飞力《华人的外迁及回归》，谭旭译，载《东方历史评论》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但是，排华问题会让他们感受到巨大的屈辱，其所欣赏的法权秩序里，包含着对华人的特殊歧视。这些屈辱，会激发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结，海外华人渴望着母国能够保护自己，或者母国也能够拥有这些现代制度。母国的不争气，遂将民族主义逐渐引向革命激情，推动母国实现现代政治转型。当然，这个转型过程会很漫长，但是转型过程也会使得母国的工业化进程得以展开；只有待到中国真正地从政治层面上自我组织起来，完成现代转型，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才转化为中国的经济竞争优势。

排华运动大致在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而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生成的。在进入19世纪后期之前，“中国”这样一个空间概念仍旧从属于“朝代”这样一个时间概念，所以海外华人并无国家意识，对待“中国”的态度含糊不清；但是随着西方的国家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受过教育的华人想象母国和想象政治的方式开始变化了。

1900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派保皇党或革命党的领袖陆续来到南洋，他们进行了大量政治宣传，将华人对于苦难的感知，转化为一个答案：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保护他们。一种源自外部教育的民族主义意识被激活。<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新］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 1912—1937年》，载《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姚楠编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134—137页。"在南洋的帝国边缘之生存体验，反过来也改变着维新派和革命党的政治想象。而在大清一边，帝国的政治想象也在发生变化。到1909年，大清颁布国籍条例，建立了一种血统主义的国籍法，规定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中国人，则无论其本人出生于何地，皆属于中国国籍。这造成了作为南洋少数族群的华侨与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华人成为当地秩序中一种身份暧昧的存在，进一步成为被歧视与被排斥的对象。海外华人出于寻求保护的现实需要，以及通过文化自豪感来摆脱屈辱感的需要，进一步地有了民族主义情结，以及衍生出的革命激情。

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了大量支持，以至于他称“华侨是革命之母”。而海外华人最大部分便分布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广义南洋地区，其次是在美国。自同盟会在东京设立本部后，其分会以南洋地区会员最多；南洋地区华人的革命报纸之多，亦为其他海外地区所不及；就起义而言，在中山先生组织的十次起义中，有八次以南洋为支援。<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蒋永敬《辛亥前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之支援》，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编《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第222页。" 南洋地区对于革命既有人力的支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中有二十九人直接来自南洋），又有财力的支援，占到中山先生革命募款的近85%，再加上美国，则占到超过93%。<span class="mark" title="海外华人革命起义捐款，香港占28.15%，星马地区占25.86%，安南暹罗占16.07%，美国占8.84%，缅甸占7.07%，荷属各埠占4.67%，菲律宾占2.57%，其余都在2%以下。转引自陈树强《辛亥革命时期南洋华人支援起义经费之研究》，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第255页。" 中山先生所筹集的捐款，大部分并非来自富商，而是来自中下层华人。因为富商多半是已经在当地经营多年甚至多代，属于上流社会的一分子，有各种渠道和办法参与到南洋的殖民秩序当中，规避掉歧视性的规定，感受不到太多苦难；而中下层华人则远未进入殖民地的上流社会，是各种歧视性规定的直接针对对象，也没有足够多的办法来应对，所以尤其渴望有个强大的祖国。

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需要寻找到将其转化为行动能力的组织资源。内嵌在南洋华人社会当中的会党组织，便是现成的组织资源。中山先生将会党力量充分动员起来，成为其发动起义所依托的重要资源。<span class="mark" title="据洪门的一位现任龙头大哥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中，有六十八位是洪门兄弟（参见许知远、方曌《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载《东方历史评论》第二辑）。这样一个数字或许会有所夸张，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倘无会党力量作为最重要的组织资源，单纯依靠抽象的革命理念，势单力孤的孙中山是无法组织起义活动的。"但是，会党的关注范围便也决定了此种革命的极限。南洋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会党与祖籍地的宗族组织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牵连关系，他们首先关注的还是这两省的繁荣。“它不仅是一种有条件的民族主义，而且也是一种肤浅的、具有依赖性的民族主义，它不具有自我运动的能力。它依靠中国来保持人们对它的兴趣，依靠被派到国外的中国人来培养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下一代人。”<span class="mark" title="［新］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 1912—1937年》，载《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第152页。"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又可以说，这些基于会党与宗族的组织结构，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