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章:思则有备,有备无患(2/2)

当然了,这么做引起的非议还是有一些,但他早就上表朝廷,建议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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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冉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本没指望朝廷答应,但他显然是低估了年轻皇帝的心思,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如此一来,那些再有异议的官儿,也不敢多说什么,再说了经过杨峥这一番改革,大明这两年,从安南、占人、哀牢获取的银子下少于三十万,这可是一笔巨款,对于国库空虚的大明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是这两年,他在安南做的一切有关经济上的改革,户部,礼部都一大力支持,这固然有皇帝、杨士奇的支持,但也不是从中获取好处的原因之一了,难的是只要杨峥推行的政策在安南、占人、哀牢继续执行的话,这份好处就源源不绝,年年都有,所以言官闹得再凶,也没什么说什么,不少官员还建议朝廷,将杨峥在安南所实行的改革,延伸推进,直接在大明的苏州、杭州、扬州、芜湖、南京、绍兴一带实施,若不是杨峥以时机尚未成熟唯由拒绝了,还真指不定在大明推广了下去,之所以还没答应,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如他所说条件尚未成熟。

依着他的构想,要推行自己这一步,怎么说也是大权在握才行,自己这个二品官儿虽也算得上封疆大吏,手握大权,但所管辖的也不过是安南一府之地,并不足以掌握整个大明的动向,这也是一条鞭法在大明一时没能实施下去,直到张居正挟天子的威严,才赢得了这场税收上的改革。

事实上,一条鞭法早在宣德初年就出现,那时候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江西出现的鼠尾册,英宗天顺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至成化年间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和上海)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

万历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并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万历十年后,西南云贵和西北陕西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但即在中原地区,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才开始实行。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蔡克廉倡议,并在隆庆二年由刘光济在江西实行一条鞭法。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张居正等人外,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御史傅汉臣、吏部尚书霍韬;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江西巡抚蔡克廉、广东巡抚潘季驯等,而以历任广东、南直隶、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历任应天、江西巡抚的周如斗,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应天巡抚海瑞、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但总的看来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多:支持者以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舞弊困难、税额确定、征输便利;反对者认为负担不平、无普遍适用性、征银于农不利、容易侵吞等。因此,”一条鞭法”改革历经百年,此期仍屡兴屡废,”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由于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推动,”一条鞭法”才得以通行全国,成为稳定的制度。可见其阻力之大,眼下他自问还没这个能力,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因此也不敢贸然答应。

于税收上他比较谨慎,但在商业上他可就显得大刀阔斧得许多,他利用这两年的时间,除了应付黎利外,倒也对安南大大小小的产业进行了考察,安南总体来说,受中原影响颇深,在商业上也差不多,可以说看到了安南的商业基本上能看到的大明全貌。

这一点通过这两年多的考察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安南虽战乱不断,但商业却屡屡兴盛,按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安南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安南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黎利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皇朝所需丝织品,也早就在向民间市买了,这一点如与大明极为相似,福建、江西、湖广等处岁造缎匹不足,即“委官赍银”,到南京、苏州市买,以至“价值太高”。大约市买相当普遍,所以朝廷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不许另科银价,转往别处织买缎匹”。

“官织染局除本身征役的工匠外,还常雇工织造。……南京是丝织重镇,但官局的工匠仍是不如民间好,所以要“出备工匠,雇觅在京高手”。……官局的雇工,不仅说明民间机户的大量存在和手艺精巧,也反映原来的户籍制度已在瓦解。”

这种局面有多少,大明杨峥没有做过调查,自是不知道,不过安南他却是一清二楚,总的看来,在安南这一亩三分地上,民间机户至少也有官局工匠的一倍,差不多有三千多人。这个数字对大明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安南来说,着实不小。

而在丝织工业,尽管事实很清楚,民间远远高于官营,但杨峥还是不敢相信,若不是自己亲自考察,打死他也不相信,局面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由于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大量民间机户和富裕大户的出现,才有这种演化和否定。领织制度本身还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基础之上如说“重名包揽,规图分例”,就正是说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才有人包揽,企图一人承领两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