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第三百二十七章（2/2）

陆辞笑道：“这儿船老的眠桅技术高超，很值得一看，我推荐你去凑近了看多几眼。”

原本都已经面朝下趴在床上的朱说一听这话，即刻一个打挺，就支着两条软面条一样的腿，往外挪去了。

商船的桅杆一立起来，足有十人高，自然钻不过对它而言太过矮小的桥洞，就需一边加速，一边放倒桅杆，倾斜着冲刺进去，等船身整个通过了，再完全竖起来。

庞大的船身和高大的桅杆，在窄小的桥洞里呼啸而入、乘风破浪而出的精彩过程，发生得极其迅速，一切惊心动魄都在电光火石间。

在引起桥上闲汉的惊呼阵阵的同时，自然也无比考验船老的驾船技巧。

如此壮观的画面，有别于元宵灯会火树银花的壮丽，也不同于庙会的人山人海的热闹，而更是一种令人热血贲张、胸潮澎湃的快活。

朱说看得目不转睛，等船冲刺出了石桥洞，威风凛凛地重新立起桅杆，支开那雪白的船帆时，他才渐渐回过身来，脑海中却还在反复回放刚才那幕。

他原地痴痴地站了好一会儿，直到被透着淡淡咸腥气的风刮醒了，才想起要赶紧回房，想取纸笔来。

原本在将朱说骗出去后，陆辞已换好了便服，舒舒服服地躺在属于自己的那张床上，准备先补一会儿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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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去看热闹的朱说那么快就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还埋头一个劲儿地不知在找什么，陆辞只有强撑起精神，耐心问道：“朱弟在寻什么？大的行李都放底下船舱了，这只有小的物件。你若漏了什么重要的在大行李里，随意寻个船夫，让他领你去就是。”

朱说拼命摇头：“都有、都在。”

他因心绪还激荡着，连比带划，才让陆辞明白过来他是想要什么。

陆辞失笑，索性直接从自己的包袱里翻找出他要的纸笔来，以为他要继续练那墨义，遂忍不住感叹道：“才出行第一日，朱弟不必太过勤勉——”

在看清朱说聚精会神所落下的标题的那一瞬，陆辞刚起头的话语，也就戛然而止了。

朱说彻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察陆辞面上的微妙表情，从落笔到收杆，可谓一气呵成，潇潇洒洒地就将这篇《记密州港与陆兄出游》给写成了。

朱说脸上还带着兴奋的薄红，双手将未干透的这篇文章递给了陆辞，恭恭敬敬道：“还请陆兄斧正。”

陆辞揉了揉眉心，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且不说随时随地都能诗兴大发的朱说，完全不需在标题还特意带出他的名姓……他要有能斧正范仲淹的文章的本事，那怕个屁的考进士啊！

在街坊们看来，只要一想到这井有他们掏的一份钱，自然就愿意轮流看护这共同的财产了。

另一套，则为治本，远非他力所能及的了。

此法绝非他原创，而是拾了前人牙慧，仿效了唐时白帝城的“万竹蟠”和竹筒取水法。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关于客邸对路上病人的照看义务，之前应该列过，但亲们可能忘了，就再列一次。

人在旅途，往往孤单无援。为保护旅客安全，宋政府出台了对邸店的管理条例。其中有一条读来特别有温情：“客旅不安，不得起遣。仰立便告报耆壮，唤就近医人看理，限当日内具病状申县照会。如或耆壮于道路间抬舁病人于店中安泊，亦须如法照顾，不管失所，候较损日，同耆壮将领赴县出头，以凭支给钱物与店户、医人等。”意思是说，宋政府规定，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不得借故赶他离店，而是要告诉当地“耆壮”（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并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且在当日报告县衙。如果当地人发现路有病人，抬至旅店，旅店也不得拒绝，还是按照程序请医生、报告官府。等病人病情稍轻时，店家便可以同“耆壮”一同到县衙结算，按照所花费的开支报销医药费、饮食费等。

这一条例收录在宋人李元弼的《作邑自箴》中。（《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2. 丧礼

宋时已讲究薄葬。

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厚葬。“丧葬令”规定棺槨内不得安放金宝珠玉，不准用石板作为棺槨和建造墓室。对墓田的面积和坟的高度、石兽和明器的数量等，都一一依照官员的品级进行限制。一般士大夫也提倡薄葬，使薄葬成为风气。仁宗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撰《治戒》篇授其子，提出他身后应三日敛，三月葬，不为流俗阴阳拘忌；棺用杂木做成，不要将金、铜杂物放在墓内；墓上植五棵柏树，坟高三尺，不要用石翁仲和石兽。一些士大夫建墓，不用砖头，只用石灰和筛土夯实，避免将来被村民发掘而盗取砖头出卖。

这里插播一道盗墓的缺德鬼的事：宰相晏殊和张耆死后，都葬在许州阳翟（治今河南禹县），相距数里。有人先盗张耆墓，从中得到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而去。后来盗晏殊墓，所得仅木胎金裹带一条和金数两，明器都是陶制品，颇为失望，遂用刀斧劈碎遗骨。这件事使有些人以为张耆因“厚葬完躯”，而晏殊因“薄葬碎骨”，是“俭葬之害”。

3. 纸钱

宋朝民间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上已普遍使用纸钱和纸制明器。北宋初，在福州的东岳行宫，人们都用纸钱去祭神祈福。当时人描写，纸钱数量之多好似“飞雪”，最后把纸钱焚烧掉。

4. 关于土葬和火葬

土葬和火葬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葬法。从宋初开始，火葬逐渐流行。太祖建国伊始，曾下诏“禁民以火葬”，但收效不大。河东路百姓因为“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病死任上，子孙火焚其柩，收集骨殖带回故里安葬。[注释]朝廷规定军人出戍，死后允许火葬，将骨灰运回。又规定郊坛三里以外，“方得烧人”。二程认为国家对火葬实际上是“明立条贯，原不为禁”。所以，民间把火葬看成合乎礼法，“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钱的优点，加上朝廷允许一般百姓这样安葬，因此，到南渡后，更加盛行。

5. 受佛道二门的迷信做法

丧葬仪礼还受到佛、道二教和民间其他迷信的很深影响。主要表现在七七日和百日、周年之说，择日和择地安葬，做道场等功德，穿孝服，居丧饮食等方面。佛教编造人间和阴间、天堂和地狱的故事，说人死后，每遇第七天，其魂必经一次阴司，受许多苦。由头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即过完最后一次阴司，称“断七”。然后有百日、三周年，都要经过一次阴司。百姓出于孝心和爱心，以及迷信无知，便在父母等亡故后，请僧徒做道场或水陆大会、打醮，写经造像，修建塔庙，称“做功德”。做完功德，又做羹饭，称“七次羹饭”。据说，这样便可弥补亡人的罪过，使之脱离地狱之苦，升入天堂，享受种种快乐；否则，永远打入地狱，受尽锉烧舂磨的痛苦，不得超生。道教原来只讲清净自然，没有地狱天堂之说，但见佛教僧侣获利，也加以仿效，编造了“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谓之炼度；交梨火枣，用以为修”的说法，其中“可笑者甚多”[注释]。于是民间遇到丧事，请僧侣和道士念经、设斋、打醮、做佛事等，便成为习惯，鲜以为怪。

百姓还相信阴阳先生或“葬师”的话，人死后，安葬既择年月日时，又相信风水形势，认为日后子孙是否富贵贤寿或贫贱愚夭，全部靠此。所以，世俗多将棺柩寄放僧寺，无人看守，往往因为年月不利，拖延几十年不葬，甚至终身、数世不葬，不免被他人抛弃，或被盗贼所发，或遭水火漂焚。还有一些人家因为离卜葬的日期还远，又不愿出殡置之费，多停柩在家，以致将家中各种杂物放在棺上，就像使用几案一样。

6. 丧乐

在丧葬过程中，民间已习惯“用乐”即聘请乐队奏乐。初丧时，奏乐“娱尸”。出殡时，仪仗队由“美少年、长指甲”的僧侣敲打着从少数民族传来的花钹、花鼓槌在前引导，与丧者家属的号哭声前后呼应。宋初，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丧葬时用乐和僧徒仪仗前引，但收效甚微。南宋时，临安府居民在修设道场时，普遍用“瑜伽法事”，整天敲击鼓、钹。同时，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饮酒吃肉，还互相宴请，鲜以为怪。

7. 丧服和披发

子孙的孝服，在五代刘岳撰《书仪》时，规定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以亲疏为等差）都穿布衣，衣裳制度大略相同，这还接近“古礼”。到宋朝，由于“世俗多忌讳”，除非儿子为父母，媳妇为公婆，妻子为丈夫，小妻（妾）为丈夫，无人穿着麻布做的衣服。不然，丧家的尊长不同意，众人也会讥诮。当时还习惯遇到至亲丧事时，要披头散发表示哀悼。按照“古礼”，应披散全部头发。宋太宗死后，真宗“散发号擗（分裂）”。“有司定散发之礼”，仅皇太后“全披发”即披散全部头发，皇帝和皇后、诸王、公主、县主、诸王夫人、六宫内人皆“左被发”即披散左边的头发。民间则习惯为父亲只披散左边的头发，为母亲披散右边的头发，为公公披散后面左边的头发，为婆婆披散后面右边的头发。这比前代要复杂得多。

（以上都出自《两宋文化史》第八章，宋朝的礼制和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