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 毕沅：从状元到地方大员的辉煌人生（1/2）

一、求学时期

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1730年9月29日），毕沅出生于江苏省镇洋县（今江苏太仓）。毕氏家族原籍安徽休宁，后因避乱迁徙至苏州昆山，再迁至太仓州。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毕家所在的区域最终被设立为镇洋县，毕家因此落户于此。

毕沅的童年并不顺利。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张藻身上。张藻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决心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张藻精通《毛诗》《离骚》等古典文学作品，并亲自教授毕沅。毕沅天资聪颖，对这些经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常常能够过目不忘，很快就能熟练背诵下来。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毕沅不仅掌握了大量的文学知识，还逐渐培养起了对声韵学的兴趣。十岁时，他已经能够理解和运用声韵规则，这对于当时的儿童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到了十二岁，毕沅开始学习科举考试所需的制义文章写作，这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科举之路。十五岁时，他已经能够独立创作诗歌，显示出非凡的文学才华。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识，毕沅在稍长一些后前往苏州灵岩山求学。在那里，他有幸成为了当时着名学者沈德潜和惠栋的学生。沈德潜和惠栋都是乾嘉时期着名的汉学家，他们的治学方法严谨而系统。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毕沅不仅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还学会了如何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沈德潜擅长经学，惠栋则精于训诂学，两位老师的不同风格极大地丰富了毕沅的知识体系。

二、一举夺魁

乾隆十八年（1753年），毕沅在顺天府乡试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举人。这一成就不仅标志着他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他后续的仕途奠定了基础。成为举人意味着毕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证明了他的学问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在成为举人之后，毕沅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努力提升自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他凭借举人的身份被任命为内阁中书，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主要职责包括撰拟和结写诏令。在这个岗位上，毕沅展示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不久之后，他更是进入了清朝的核心决策机构——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军机章京被誉为“小军机”，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重要工作。这一职位对于毕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国家最高层面的决策过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迎来了他科举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这一年三月，他参加了会试，凭借深厚的学识和优秀的表现，顺利通过了会试的考验。紧接着，在四月举行的殿试中，毕沅再次展示了他卓越的才华。殿试是对考生综合能力的最终考验，毕沅在殿试中的表现赢得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五月，乾隆帝亲自宣布毕沅为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及第。这一刻，毕沅多年来的努力和坚持得到了最辉煌的回报，他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社会瞩目的焦点。

成为状元后，毕沅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院是清朝最为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文人学者。在这个职位上，毕沅不仅能够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还能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这一阶段的经历，不仅提升了毕沅的个人威望，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乾隆三十年（1765年），毕沅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他升任为翰林院侍读学士。这一职位意味着毕沅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他开始承担更多的教学和研究任务。次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又被提拔为左庶子

三、治理陕甘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毕沅因其卓越的才能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认可，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这一任命表明乾隆帝认为毕沅具有处理复杂政务的能力，远超一般文臣所能达到的水平。在这一职位上，毕沅曾陪同总督明山出关勘察屯田情况，展现了他在农业管理方面的才能。不久后，他被调任为安肃道道员，继续在地方行政方面发挥作用。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毕沅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次年，乾隆帝出巡期间，毕沅得以觐见，并向皇帝汇报了甘肃遭受严重干旱的情况。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下令进行赈济，并减免了约400万两的 速 欠 田赋，以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这一举措体现了毕沅在灾害应对方面的敏锐性和责任心。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毕沅升任陕西布政使，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地方治理中的地位。两年后，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被擢升为陕西巡抚。在这一时期，黄河、洛水、渭河相继泛滥成灾，毕沅果断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此外，他还积极组织民众开垦荒地，达80余顷，并疏通渠道灌溉农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毕沅不仅关注民生，还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在陕西任职期间，特别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如缮修华岳庙等名胜古迹，并将征集的碑刻储藏于学宫之中，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还设立了姬氏《五经》博士，负责祭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彰显了他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因政绩突出而被赐予花翎，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然而，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由于处理高朴在叶尔羌私采玉石事件上的疏忽，毕沅受到了乾隆帝的严厉批评。此次事件虽未对毕沅的仕途造成严重影响，但也提醒他在处理政务时需更加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