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杨嗣昌：忠诚与争议并存的一代名臣（2/2）
在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期间，他不仅致力于平定国内农民起义，同时也着手处理明朝面临的外部威胁——满清。崇祯十一年（1638年），杨嗣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应先与清议和，以减轻外部压力，集中力量应对国内的农民军。五月，崇祯帝在中极殿举行策试，主题围绕“剿兵难撤、敌国生心”。杨嗣昌在策论中巧妙引用历史上的天象异象与异族关系，如东汉日蚀火星与南匈奴的议和，以及宋太宗月蚀荧惑与辽军战败的故事，以此暗喻其对清和议的立场。尽管朝中多数大臣反对，但崇祯帝对杨嗣昌的主张颇为赏识，加之杨嗣昌无党无偏、勇于担当，皇帝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加深，六月便将其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继续执掌兵部事务。
事实上，杨嗣昌早已在私下里推动议和事宜。同年三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盲人卦师周元忠前往沈阳，试探满清口风，皇太极对周元忠礼遇有加，并表示若议和达成，将撤兵东归。杨嗣昌得知后，立即建议崇祯帝授权方一藻和太监高起潜便宜行事，推进议和。皇太极的回信强调，若不允和谈，夏季秋季将有所行动。杨嗣昌极力促请崇祯帝抓住机会进行和谈，但皇帝仅命令方一藻、高起潜“细酌”。
杨嗣昌的议和主张公开后，朝中掀起轩然大波，众多大臣猛烈抨击，其中以少詹事黄道周最为激烈。表面上，黄道周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质上是反对与清议和。崇祯帝于七月召集众臣于平台，令杨嗣昌与黄道周当面对质。黄道周从纲常伦理出发，指责杨嗣昌忠孝两亏，杨嗣昌则反击黄道周曾为“杖母烝妾”的郑鄤辩护，称黄道周自认“不如郑鄤”，即不如禽兽。最终，崇祯帝偏向杨嗣昌，贬斥了黄道周等反对者。
然而，尽管杨嗣昌躲过了弹劾，崇祯帝因群臣的反对，未对和谈给予明确支持，导致与清的议和停滞。皇太极见状，于同年九月发动大规模入侵，即戊寅之变。明廷内部政见不一，杨嗣昌、高起潜与总督卢象昇之间协调不力，卢象昇最终在巨鹿贾庄战死，数十座城池相继失守，近五十万民众被俘。次年三月，清军撤退，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遭弹劾，但崇祯帝依然庇护他，感叹议和之事几近成功，却被“几个黄口书生”所误，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五、南下督师
崇祯十二年（1639年），随着戊寅之变的发生，明朝的内外局势急剧恶化。杨嗣昌原本的和谈计划和“十面张网”战略均告失败，农民军的死灰复燃，尤其是张献忠在谷城的再次起兵，使整个中原地区重新陷入战火。杨嗣昌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朝中言官要求追究其责任，他自己也多次上书请求辞职。然而，崇祯帝仅以贬斥言官和暂时降职的方式回应，不久又恢复了杨嗣昌的官职。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杨嗣昌推荐傅宗龙接任兵部尚书，而自己则主动请缨，于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授予督师之职，负责平定农民军，以尚方宝剑象征皇帝的权威。
在崇祯帝的饯行仪式上，杨嗣昌被赋诗鼓励，随后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京城，前往湖广襄阳设立行营。在那里，他迅速组织兵力，准备对张献忠的农民军进行围剿。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左良玉在川东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取得了初步胜利，俘获了张献忠的妻妾和军师，这一消息令崇祯帝大为振奋，不仅嘉奖了左良玉，还亲笔致信慰勉杨嗣昌。
然而，杨嗣昌在处理将领关系上显露出了不足。最初，他保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后又因左良玉难以驾驭，转向陕西将领贺人龙，提议由贺人龙接替左良玉。但当崇祯帝批准后，杨嗣昌又改变主意，担心左良玉不满，再次上疏请求维持左良玉的原职。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令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感到不满，导致二者都不愿听从杨嗣昌的调度。此外，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也对杨嗣昌阳奉阴违，借口粮食补给困难而按兵不动，贺人龙、李国奇也以兵力不足为由撤回陕西，使得杨嗣昌在川东的部署陷入困境。
张献忠利用明军的混乱，与罗汝才会合，在大昌县土地岭击败明军，再次扩大了农民军的势力范围。杨嗣昌面对这一局势，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但邵捷春等地方官员的无能和不合作，使得明军防线接连被突破。杨嗣昌虽处决了逃跑的将领邵仲光，但仍无法阻止张献忠的进军，农民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
杨嗣昌的督师行动并未如预期般顺利，他坚持的尾随紧迫战术，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张献忠，反而使明军疲于奔命，士兵们在风雪中艰苦行军，士气低落。张献忠甚至创作顺口溜嘲笑明军的被动局面，反映出杨嗣昌在战略和人事管理上的失误。
六、身死沙市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农民军的连续胜利，对明朝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正月，张献忠在开县黄陵城击败猛如虎部队，随后迅速向襄阳进发。与此同时，李自成趁左良玉与杨嗣昌之间矛盾激化之机，从奉节鱼腹山突围，转战河南，攻占洛阳，处死了福王朱常洵，此举震惊全国，加剧了明廷的危机。
二月初四日夜晚，张献忠奇袭襄阳，一举攻陷这座杨嗣昌认为固若金汤的城池，襄王朱翊铭不幸遇害。有传言称，张献忠在处决朱翊铭时曾言：“吾欲斩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川，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这一事件对杨嗣昌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时的杨嗣昌，已是白发苍苍，疾病缠身，身心俱疲。他在正月八日给崇祯帝的奏折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绝望，形容自己“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并为襄库饷银匮乏而忧愤不已。
随着洛阳、襄阳的相继失守，以及两位藩王的遇害，杨嗣昌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在追赶张献忠的途中，他得知这些消息后，深感无颜面对君主和社稷，从此不再进食，直至行至荆州沙市徐家园时，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所有事务托付给了监军万元吉，并通知家人前来见他最后一面。三月初一日，杨嗣昌在沙市逝世，关于他的死因，有自缢或服毒的传闻，但实际可能是因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所致。
杨嗣昌的去世引起了崇祯帝的深切哀悼，他亲笔撰写祭文，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傅，并表达了对杨嗣昌能力的认可和怀念。尽管皇帝也曾考虑追究杨嗣昌在襄阳失守中的责任，但最终以“议功”之例，免除了对杨嗣昌的追责。面对朝臣对杨嗣昌的攻击，崇祯帝一概不予理会，甚至在宫内训斥那些上疏攻击的臣工，指责他们意图沽名钓誉，并强调杨嗣昌是自己亲自选拔的，即使用兵不效，也应由皇帝自行裁决，显示出对杨嗣昌的保护。
结语
杨嗣昌的故事，如同一部浓缩的历史长卷，记录着明末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在那个英雄辈出、奸雄并起的时代，杨嗣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忠诚与责任的含义。尽管他的名字在历史上褒贬不一，但无疑，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反思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