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评议人物——何妥（1/2）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隋代音乐家与哲学家。机敏聪慧，八岁入国子学，以国子博士受命考定钟律。又曾献上何妥车，以国子祭酒卒于官，着有《乐要》一卷、《周易讲疏》十三卷等。

何妥，父亲何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八岁时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萧绎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翙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翙。”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后周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隋文帝篡周建隋，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当时，纳言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在理。

何妥为此向隋文帝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隋文帝十分亲近、器重他。何妥因此对隋文帝说，苏威不可信任。

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隋文帝奏道：

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

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

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