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河东集团的初步形成(1/2)

在整个天下因为石氏兄弟内乱而躁动不安之时,苟军在河东郡也未停下步伐。在苟政筹谋安排下,苟氏集团已然彻底在河东郡站稳脚跟,安邑北面的闻喜,西南的猗氏、解县,西北汾阴相继被苟军攻克。

自安邑陷落,石凌满门被屠之后,河东郡各县的抵抗意志更加薄弱,并没有多少抵抗。孙万东军也在十三日顺利领军北上,如期攻克蒲坂,控制渡口,建立防御,将这座进出秦晋地区的战略通道掌握在手中。

待到五月下旬,除了东部的东垣县之外,整个河东郡已经基本落入苟军的掌控之中,共有八城的城头上插着苟氏的旗帜。

当然,苟军的掌控,仅限于城市及其直接辐射范围内的土地、人口,但即便如此,比起自大阳出发北上时,苟军掌握的军民人口,已逾五万之众,规模翻了一倍不止。

新增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军事征服,但仍有数以千计河东当地“晋人”,属于主动依附投靠。苟政带着苟氏集团在弘农、河东折腾了这么久,多少是积累了一些名声与威望的。甭管恶名、善名,有兵,有势,能打,就足够了,这是当下这个世界最响亮、最易为人接受的道德标准。

人口是一切发展之根本,在这一点上,苟政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生存发展的事务上,苟政也将人口放在第一位,这是未来,是根本,重视程度也远超那些攻取的城池。

不过,对于苟政来说,目光可以放长远,但对当务之急,却不得不先针对性地解决。而在攻取河东或者说攻略过程中,他面对最紧迫的问题,还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在明面上占据河东,在军民人口翻番之后,粮食危机,再度成为笼罩在苟政及其统帅的苟氏集团头上的一片阴云。仅凭在诸县的缴获,显然是无法长久支撑。

比较幸运的是,河东不比被兵灾反复摧残的弘农郡,以安邑为中心的涑水盆地,产出也远不是大阳那偏狭之地能并论。

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苟军北上之际,正逢河东夏收的季节。羯赵的统治虽然残苛,但此前毕竟还维持着一个薄弱却基本的秩序,因此冬春之际时,河东郡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耽搁。

哪怕在战争的威胁下,诸县的豪强、平民之家,也拼命卖力地抢收着麦子。而苟军诸部,一受限于苟政三番五次的军纪要求,二则忙于攻占河东诸城,因而没有太多的侵犯与骚扰。

不过,随着诸城既下,实现对河东郡最基本的占领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迫于粮食危机,苟政下令由苟氏集团直接控制的军民,开始到各堡乡抢收粮食。

军队开路,民夫随行,车辆、麻袋,一应俱全,逢田即止,遇麦即割。于是,在这个仲夏,河东的征服者与地头蛇之间爆发了一场“夏粮冲突”。

苟军必须得有足够的粮食去维系这個刚刚步上正轨,并仍在壮大的战争机器,这是生存之根本。而各县的豪强们,也得保护他们的利益,毕竟地里的粮食,也是他们带领部民辛辛苦苦种下的。

不过,这样一场冲突,在没有外力掺和的情况下,胜利者终究是属于苟军的。没办法,拳头大,刀剑利,才是硬道理。

在冲突中,死了不少人,但规模实在不算大。还是得益于苟政的交待,少杀戮,只要粮,因此,下乡的苟氏部将们,也只是将那反抗的豪强部曲杀散驱逐,避免其影响苟氏军民的收割。

因此,发展到后边,河东乡野田土间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苟军的割粮队到之前,各地的豪强、农民都抓紧时间,抢收夏粮,等苟氏军民到时,便不得不进行规避,缩回堡寨。

等盛夏将至,夏收基本结束后,通过从各部收上来的汇总,苟军共得粮四万余斛,可以说,初来乍到,便狠狠地从河东诸县豪强百姓身上吸了一大口血。

加上此前的积累,以及北上之后的各种缴获,苟军所得粮食,不说坚持这一年,省着点吃用,熬到秋冬,总归是没问题的。

等到秋时,还有一轮秋收,依河东各地的耕作规模,届时的产出要更多。夏粮都分一杯羹了,秋收之时,准备充分之下,就更不可能干看着了。

当然,还要不要采取夏收时的强硬手段,苟政也在琢磨,那得根据情况来,怎么也得“包装”一下。作为河东军民的新主人,收取一份基本的“赋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鉴于此,在五月癸丑(28日),苟政亲自写了一份《告河东军民书》,布告河东军民,对于那些有名望、有实力的豪强,还遣收降的河东僚属,亲自携文登门拜访,表达龙骧将军的“善意”。

在《书》中,苟政表现了一番对晋室、对中国礼仪统治的追忆与怀念,又重点描述暴羯统治下北方各族百姓水深火热、艰难困苦的黑暗现状,再回溯他们这些人起义的初衷与目标......

总结地讲,苟氏义军北上,是欲拯河东黎元于倒悬,使他们脱离羯赵残暴统治,是完全正义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看待,首先得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当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向全河东军民宣告,河东郡的天改了,主人换人了。并且,苟政大方地施恩于河东士民,下令将羯赵朝廷制定的一切带有掠夺、压榨性质的各种苛捐杂税,悉数废除。

这当然不是苟政假大方,只不过,他对河东的统治只是名义上,是极其脆弱的,尤其对于那些占据了大部分人口、熟地的豪强,是毫无约束力可言的。

而想要真正获得对河东郡的统治权,这些豪强是绕不开的,若是不能制服这些地主豪强,那他的统治就永远停留在一种初级阶段,有如空中楼阁,一推就倒。

对河东郡的士民豪强,建立一套合理的沟通交流以及管理机制,是苟政筹谋欲为之事。《告河东军民》书,表明其政治态度的同时,也是投石问路的办法,是继“夏粮冲突”之后,寻求一种妥协、合作的举措。

而这份告示的作用,在五月底,实则还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苟氏集团在河东扎下根来,就慢慢显示出威力来了。

苟政在《告示》中表达的那些事情,对当下的北方士民,尤其是中国士民,是极具号召力与蛊惑力的。羯赵的统治,尤其是石虎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粗暴的,北方士民,不论是士族豪强,还是黎民黔首,乃至羯人之外的胡族,无不深患其害,饱受苦楚,愤恨之情,反抗之心,从未熄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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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梁犊率高力举事之时,除秦、雍戍卒外,踊跃襄聚的,可有大量关内豪强士民,而河东的士民,对此,可不是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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