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汉代的思政(1/2)

春风习习,天气转暖。

早晨,山院内一改往日之宁静,随王宏游学的十来名士子已在院中等候,其中便有包含张虞、郦嵩二人。

“入堂!”

在侍从的呼喊声中,院中张虞与十来名士子于阶下脱下鞋履,背负书囊,在廊间趋步而行。

“张虞!”

温劭快步上前,用自己的肩膀从背后故意撞了下张虞。趁着张虞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又快步从旁经过,而后瞪了眼张虞。

看了眼温劭的背影,张虞眉头微皱。这些日子不见温劭,张虞差点都忘记了有这号人。

“济安!”

郦嵩说道:“我听外人言,温劭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市井之事,怕温劭不会忘记,今后当会寻机报复!”

张虞盯着温劭的背影,冷声说道:“膏粱子弟!”

“走,长文公要到了!”

听见王宏的沉重脚步,张虞与郦嵩趋步入堂。

因来得有些晚,张虞与郦嵩选择左边二排两个临近的位子,并将书囊里的笔、墨、刻刀平整地摆放在桌子上。

“长文公到!”

“仆等拜见先生,愿先生体安!”

十来名士子齐刷刷起身,向高位上的王宏问好。

“坐!”

王宏捋了捋髯须,招手示意众人坐下。

“诺!”

张虞调整了下支蹱,而后跪坐在蒲席上。

支蹱者,形如T状,其用途是在跪坐时,将椭圆形面垫在屁股下方,底部置于双脚之间,如此可令脚跟免于受压,便于长期跪坐。

任何人跪坐长久,腿脚都会不便,故支蹱的发明,让跪坐成为方便之事。同样因有使用支蹱的习惯,交椅也能轻易被汉人士子接受。

王宏象征性的摊开一卷竹简,沉声说道:“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故治经,需以《春秋》《孝经》为先,二经中需以《经》为先!”

“为何以《孝经》为先?”

因早已治《孝经》多年,王宏几乎可以不看任何内容,继续说道:“曾子侍孔子时,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而不能答。”

“子示疑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张虞侧耳倾听王宏所讲述的内容,不得不说王宏对《孝经》理解造诣非常高深,不仅能引经据典,还能针对汉代宣传的忠孝思想进行解释。

如汉代为构造自己统治秩序时,非常巧妙的利用孝与忠的捆绑,而修《孝经》的王氏显然是为此提供理论依据。

孝如何能与忠挂钩?

其理由非常简单,你的一切由父母所给予,故你需要回报父母。

那如何回报父母呢?

读书进仕,光祖耀宗,属于进孝的最终目标。

故人应先孝顺父母,而后为国君效力,以达到建功立业这一目标。

如何为国君效力,《王氏经》同样给了一种解释。

你用爱孝顺母亲,用尊敬以待君主,那么你需要用爱与敬侍奉父亲。

为何要尊敬君主?

因为你尊重并顺从上级,才能保住自己的官爵,这样才能不让你父母蒙羞,才能如常祭祀祖先。

随着王宏讲解的深入,张虞已是明白汉代修经的部分意义。修经除了教授知识、谋略外,还有利用孝与忠的捆绑,构造政治理论思想,宣扬效忠国家的意义,确立君臣与父子的关系,并维护大汉统治的合法性。

当然,东汉时期的儒学思想,与明清时期的愚忠理念不同。因忠从孝衍生而出,故孝在国之前,如此思维模式下的士人,他们很多时候为选择自己家族利益,或是说以孝顺父母为先。

两汉时期,为父母报仇而杀人者,不受惩罚之现象,可以变向说明孝优先于忠。

另外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东汉社会以孝忠为价值观,也才有诞生出这么多士族、豪强。

西晋王朝为何被人调侃为以孝治国,而非以忠孝之国?

其原因不难理解,西晋从根本上打破了两汉长期所构造出来的孝—忠价值观体系。

当忠不能作为价值体系宣传时,孝则被西晋格外看重。如此之下,伴随着政治环境恶劣,则为门阀士族的强大提供了土壤。

王宏侃侃而谈,张虞在下认真记录着笔记,并在关键处做上标记。相比当下士人,他因有后世的思想熏陶,很难接受忠孝价值理念,故更多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倾听之同时,张虞不禁联想到了王允的所作所为。或许因从小研学《孝经》,王允的灵魂深处被印上深刻的忠孝之道,能为东汉效力至死。

同样,即便有诸侯王复辟汉室,或许对王允而言,这是属于为臣乱上,非汉室之正统。

不知王宏讲了多久,嗓子甚是干涩,端起案几上的水樽,轻抿了几口。

“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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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片刻!”

“诺!”

有了王宏的发话,坐在士子们如释重负,活动僵硬的腰背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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