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召对争锋(上)(2/2)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当然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难以更改,只能顺应。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提供确定性、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对重大事项决策,就是神权的三大职责。从而形成后台神权与前台政权(皇权)的稳定配合,管理权的所有权属于神权,管理权的使用权归于政权。
这就如同诞生于宗教文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当于神权的董事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当于政权的公司(CEO、总经理及各部门)拥有使用权,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当周王朝抛弃了神,那么有困难就只能找社会,当然应该由社会提供确定性。但问题是,社会是个抽象概念,谁代表社会?
周公想到一个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确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确定性,这个制度就是礼乐制度,我们的汉文化也因此被称为礼乐文化。
在后世的中国,礼乐文化的内容虽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
用今天的话说,“礼乐”就是宪法。
谁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政思想?礼乐制度就是中国最早的宪政制度。
“礼”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让掌握政权者明白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也让民众清楚将会面对什么,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这也就是现代宪政理论所说的,用制度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建立与宪政的基本要求相统一的宪法基础、政权结构及其保障机制等构成的体系。
长久以来,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平日里难得一见、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属一个家族,以此增强凝聚力。这就好比后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实就是国家级的制度性祭祀活动,以强化中国人的同属感,这就是“乐”的本意。
我们不能约束神,但我们需要约束人,所以我们就用制度代替神来约束人。
什么是宪政?不论学术专业,简单通俗地说,其实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权,对全民提供确定性。
当孔子以仁义、以君子之道将礼教再次拔高,当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将神权与皇权绑定,中国的正统皇朝也就都成为了无限责任政府,需要为全天下负责,无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啸飓风蝗灾雪灾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现,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国有奸佞——归根结底一句话:总得有人负责!
然而高务实现在最忧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现状:它是个无限责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担不起无限责任,它的皇权顶多能下到县级,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绅自治。
你想“党支部建在连上”?做梦呢,大明没有这么强大的统治力,它没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
高务实能完全控制京华,靠的是以经济手段为后盾、以家丁为组织骨干,所以京华在南疆哪怕有十几万大军,他也能万里迢迢的牢牢遥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个皇朝,拥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绝对大义,却只能满天下靠将领们的家丁部队充作武力核心,这是何等的病态!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会责任有效的承担起来,这个大明就始终是外强中干、一推就倒的虚伪强权。
为什么原历史上清军一入关,大明内部就实际上四分五裂,随随便便就被清军逐个击破?那时候,号称愿意“一死谢君王”的人剩下几个?
你没有承担起你的“无限责任”,你的朝臣、士绅自然也就认为对你的下场没有责任。
然而这一切的责任想要承担起来,在没有“党”作为社会组织骨干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财权维系,因此高务实只能想方设法收拢财权,无可妥协。
但偏偏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收拢财权再做其他,图们、努尔哈赤等人不断给他制造外部麻烦,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钱应战;心学派也不肯让权,他还得想方设法去和他们斗智斗勇。
真是内忧外患。
朱翊钧的这个提问,看似针对“众卿家”,其实只望向高务实一人,因为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经看过。
高务实悄然叹了口气,面上却不动声色地道:“臣方才已经听大司马说起了。”
朱翊钧听他这么说,欣然问道:“好。既然如此,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说着,顿了一顿,补充道:“努尔哈赤前次勾连图们、擅自进军哈达的账还没和他算呢。”
皇帝这话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他显然是想来硬的。
申时行眼观鼻鼻观心,仿佛没听到一般。王锡爵瞥了同样不说话的高务实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尔哈赤的账好算,难点是咱们自己的账不好算……请教大司农,俸禄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户部可有余力支应辽东再启新战?”
----------
感谢书友“曹面子”的打赏支持,谢谢!
感谢书友“曹面子”、“o尚书令”、“胖得飞不动”的月票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