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章 好好斟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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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看陛下若有所思,知道自己的话触动了皇帝心底的担忧,又没有打断自己,便接着说下去。

至于许衡名为蒙元重臣,其实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读之学”。后来,他从姚枢处得读程朱遗书,大有所得,遂与姚枢、窦默相讲习。他长期位居国子祭酒,以儒家六艺教授蒙古子弟。

许衡的学术宗旨大体上是以朱熹之学为依归。他格外重视朱子的《小学》和《四书章句集注》,强调进学的次序和践履力行。在为学方法上,强调“慎思”,以为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都可归为一个思字,“要思无邪”。在理欲问题上,他以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现出依违于朱陆二人的思想倾向。

因此许衡对于保存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有现实的意义。另外,他极力劝说元朝的统治者力行汉法,促进了蒙古族的汉化进程。故而可以说他对宋儒的理学传播影响甚大,当然也意味着朱陆的合流或者说是理学的转折。

刚刚提过的刘因,他终生未仕,隐居乡野,授徒以终。初从国子司业砚弥坚习经学章句,但不满章句的训诂疏释之学,以为圣人精义绝不在于此。及得赵复所传宋儒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著作,深为折服。

其以为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遂转向理学,推崇邵雍和朱熹,极力发挥邵雍的“象数学”和“观物”思想。至于其理学思想,虽自谓上承朱熹,属于朱学的范畴,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学的同时,并不严守门户,实也杂入陆九渊“反求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

如言“天道”,则把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归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认为由“理”而有世界万物和人的生命,由“理”产生伦理纲常。主张将“人欲”化为“天理”,其方法是当求于己,无待于外。

其又提出“返求六经”及与此相关的“古无经史之分”的见解,以为《诗经》《尚书》《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来由圣人删定才变成经典。表明他一方面看到理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学家易患穿凿附会的毛病,即往往脱离经典原义而发空论。

另有在蒙元颇有影响的大儒吴澄,其实是大宋江西人,世代业儒,自幼用力于圣贤之学,直承宋代理学的端绪,自以朱熹学术的传承者自居。其学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统说”,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突出圣贤之传道本于天的思想。

至于其理学思想,主要以折中朱陆为特色。他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学问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据此可见其对朱陆分歧的基本看法。当学者执经问难时,吴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其意图在于使学者先反之于心,而后求之五经。

其于“天道”“理气”,认为“理”在“气”中,原本不离,“理”是“气”的主宰。而又以为为学之要在于“心”,主张反之吾心,体仁之本,敬为要;用仁之用,孝为首。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此“良心发见”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准。

吴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达燕京,与一班蒙元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相互切磋。彼时程钜夫觉得人才难得,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荐。

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纷纷出面挽留,但吴澄执意离京。但因为当时忽必烈驾崩,朝局动荡,我朝发起收复江南之役,因而被迫滞留于燕京,却为接受伪职......

陈识时和马端临见陛下一直静听张颂所言,并未打断,哪里还不明白皇帝对于朱理之学在蒙元方面产生的‘变异’有了想法,心里已然对于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他们作为皇帝身边近臣当然也清楚其因理学的盛行,与当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驳,进而对秉承主理之学的儒士进行打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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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转而提倡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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