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帝制风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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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这一年的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票通过。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

当然无人会被“推戴”----没人敢于被“推戴”,也没人敢于“推戴”别人。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并假惺惺地说什么“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收到袁世凯的申令之后,当然要进行第二次推戴,参政院即于当日午后五点再次开会,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获得了全体通过。这次,推戴书极力颂扬了袁世凯的功德,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因此,希望袁世凯能“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

理所当然地要被驳回。

如是者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了。

到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他的意思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此时的袁世凯,如同被将士披上皇袍的宋太祖一样,半推半就中完成了称帝最后的程序。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上应天命须有礼。袁世凯想做皇帝,需要有名声的文人给他鼓吹,在当时最出名的要属章太炎了,也被诱骗到北京并被软禁在龙泉寺。当然,待遇是优厚的,安排了两个下人,每月特供生活费600大洋,比教授的收入都高,那是想着能让他回心转意呢。

到了登基前,袁世凯想让他写“劝进书”。这回章太炎难得地同意了。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气得冒烟,但鉴于章太炎巨大的名望又不敢加害,只能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便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小小的不愉快不影响大局。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地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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