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三章 纺织危机（2/2）

在香港的华商界，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

香港是不择细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只要有能力毅力，就能找到施展的舞台，逮住适宜的机遇，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

纺织业的沪商，有的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有的晋身两局议员，显赫一时，饮誉香江。

现在要介绍的三位纺织工会的扛鼎人物，来香港之前，都不是纺织资本家。

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父亲是宁波的殷商。陈廷骅中学毕业，便早早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

那时的沪上商人，有半数是宁波籍人，另一半来自杭州、嘉兴、太湖平原。

父亲说：“要想成大事，非得去沪上不可。”

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到沪上。陈廷骅做事踏实，加上父亲在沪上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才二十出头的陈廷骅，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

1949年，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来到香港，在中环爱群行租了一间一百多平方英尺的写字间，从事棉纱、棉布生意。

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市面混乱，人心不稳，加上语言不通，生意分外清淡。

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跟广东人打交道，听粤语如听外语。

于是，就起念做工业家。他首选的业种，自然是纺织业，这是沪上人的传统工业。

陈廷骅做事稳健，动了念头，又迟迟按兵不动。

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考察市场，物色人才；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筹措资金。

1954年5月，他通过邀股，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

第一间纱厂设在新界荃湾，那里地价便宜。纱厂资本额六十万港元，两年后建成投产，月产棉纱四百包，每包四百磅，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

周文轩、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和陈廷骅一样，他们来港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

周文轩是苏州人，在家乡念书至初三，正值战争爆发。学校内迁，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到沪上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

有了一些积蓄后，便邀几个好友，办了一间里弄小厂，专门生产缝衣车针。周文轩交往最多的，是商场和制衣厂，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

1949年5月，周文轩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

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

安子介回忆道：“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大浪把我冲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着陆。以当时的年纪来说，这也是一种冒险。”

1948年冬，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再次来香港避风。

安子介和一些沪上朋友，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

从1949年初起，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香港充斥南腔北调，除百年不衰的粤语外，最易闻及的是吴语。

沪上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在异地他乡，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自然格外亲切。”

沪上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周文轩与安子介等人，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

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我们在沪上都还算体面人物，来到香港，除了一双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香港人满为患，物价飞涨，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为衣食忧愁。香港的本地人，把种种不是归咎于内地人，内地人遭致歧视，也是难免的。不过广东人这点好，你干事业他们不会拆你的台，大家公平竞争，不分南北东西，这便是香港。

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有唐翔千、周文轩、周忠继、张叔成等人。他们原在沪上，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周文轩说：“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香港人面前，简直就是穷光蛋。”

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排遣也好，宣泄也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这似乎成了沪上人的世袭领域。

他们中间，只有周文轩曾在沪上的染厂做过化验员，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

就凭这一点，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安子介做董事长，周文轩做总经理。

他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染色后，再卖给布厂织布。

染厂是吃水大户，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周文轩回忆道：“那时，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我们要泵取山水，才能解决困难，有时候，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睡梦中也会惊醒。”

报告指出，当今的香港沪籍巨富，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老沪上的世富豪门。

来香港的沪上大亨中，有这么一类人，坐吃带来的资产。他们除了偶尔涉足炒股炒金外，绝不染指实业。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认为积攒财富终究会剥夺殆尽；他们对香港的地位持怀疑态度，不指望在香港东山再起。

显然，即便他们带来的是一座金山，也会坐吃山空。

然而，大部分老牌资本家仍兢兢业业在香港重新创业，他们资本雄厚、经验丰富，还带来一批贴心的专业人才。但是，他们最终挤入亿万富豪行列的，寥寥无几。

其实从陈廷骅、周文轩、安子介等人的发迹史中，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陈廷骅作风稳健但不保守，他看好棉纱市场，千方百计融资，不怕负债扩大规模。

南丰纱厂创立之初资本额才六十万港元，1956年投产时，环锭不到六千个。

到1960年，南丰的环锭逾五万个，资本额为六百万港无，数年之间就膨胀10倍，一跃成为同业的大哥大。

陈廷骅始终咬着世界新技术潮流走。1970年，国外发明“空气纺锭”，效率比传统环锭快几倍。陈廷骅大量购入空气纺绽，不惜淘汰旧机器。

1979年，南丰月产棉纱达到一万六千包，为创建之初的四十倍，稳冠同业，陈廷骅被誉为香港的棉纱大纺织业是劳务密集型产业，它的兴衰，与劳务成本有直接关系。

六十年代，夕阳产业的阴影在欧美纺织业盘旋；七十年代，阴影笼罩日本同业上空；刚进入八十年代，香港纺织业一片恐慌，相当多的纺织厂迁粤或停产。

事实上，如果认真计算的话，李志文手下的成衣制造厂也都在向内地迁移，也可以算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