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三章 辩经的着力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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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耶稣会,自然也不是能五饼二鱼的神仙,自然也是要钱才能活动的。

当年日本锁国之前,耶稣会可以直接入股生丝贸易,生丝贸易的百分之十归耶稣会所有;日本锁国之后,耶稣会也靠自己的圣保罗号,跑南洋贸易,赚到足够的资金。

当然,福建的事,是多明我会搞的。

但在大顺这边看来,耶稣会、多明我会,不都是天主教吗?

甚至多数人看来,最多也就是儒家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而已,区别不甚太大,只要名声搞臭了,寻常人如何分得清到底是多明我会还是耶稣会?

尤其是等到逼到绝境的时候,刘钰要写公开信给教皇,让耶稣会出钱,把澳门的“兄弟姊妹”移民到南美,可以去巴拉圭耶稣会神国嘛,和那些印第安兄弟一起建设地上天国。

但耶稣会连法国加勒比那边的钱都不肯出,怎么可能会出这笔钱?

若他们到时候再拿出类似里斯本地震后的类似言论搪塞,必叫其坏了名声。

大顺士绅阶层里的一批同情者甚至秘密教徒也就彻底心寒了——这套理论,在大顺是说不通的。

大顺虽然也有类似上天预警的说法,但事后不救灾却绝对无法认可。是以二者看似相似,实在千差万别。

所以前期会有大批士绅入教以为相似,但内核露出截然不同的时候便会剥离。

利玛窦、徐光启时代引领的风潮,使得大顺在禁教之前,大量的士大夫对于天主教是存在极大好感的。

“诸律皆可守,唯独不能纳妾一项”。

也就是说,除了不能纳妾之外,很多士大夫觉得,这就是纯净的、可以补足儒教的东西。

距离产生美。

而前期耶稣会来的那几个强人,也确实文化水平足够高,和士大夫们谈笑风生,并没有暴露出耶稣会在里斯本地震后那样的绝对反动的一套东西。

在大顺,如果发生里斯本地震那样的事,可以说上天预警、天人感应;皇帝也可以下罪己诏。

但却绝对不会有人站出来,说诸如“我们不该自救,我们该反思自己,自救就是抗衡天意”这样的话。

正因为之前距离过远产生了美,所以才导致耶稣会没有暴露他的恶。

也使得大量士大夫心存好感。

皇帝关于“造反必要有士绅参与方可成事”的道理,也确实有道理。

想要拔出天主教的影响,禁教是禁不绝的。治标不治本。

只能,或者说,必须让天朝的士大夫阶层集体反感,以天朝之经书教士,对抗天主之经书教士,方有可能。

而且,若无士大夫的参与,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顺传播开来。不说别的,单说一个翻译问题,没有水平足够的士大夫进行翻译,就底层的文化底子,能写出来汉文般的、高水平的圣经吗?

搞出一堆完全没有融合汉化的东西,搞出一堆陡斯之类的名字,若能传播,便见了鬼了。

是以,皇帝的意思,便是让天主教会露出其恶,引发那些内心亲近的士大夫的反感,从而才能彻底根绝。

劝女守贞……这件事,在士大夫看来,属于“违法但合情”,不是恶,只是违法。有点类似于“报仇杀人”之类的,违法,但合情。

这种事,是不能激发士大夫的集体批判和反感的。

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恶”的事,未必违法,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

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其实倾向的是“天主教不错,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再能祭孔祭祖,就挺好的,正可以耶补儒。”

但皇帝的倾向,则是天主教不好,要取缔,要斗倒批臭。

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刘钰即便是后来人,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

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经济的发展,导致理学在明末成为了禁锢,出现了华夏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试图打破理学的禁锢。

而理学存在的一大意义,就是当年佛教入侵,导致儒教撑不住了,最终搞出了理学。

使命已经完成,佛教已经完犊子了。到明末的时候,曾经保卫文明抵抗释教的这一套,该退了。

经济发展、物质基础改变,软件却跟不上,并无大儒能彻底解决软件问题的时候,耶教恰在这个时候出现。

同时,又赶上了明末反理学的思潮。

利玛窦等人的文化水平也确实够,借此机会,插了一脚,说【儒学被宋儒所污染了。宋儒的那一套,夹杂了太多道、佛的东西。】

【只有摒弃宋儒、佛教、道教的影响,儒家才能回归真正的本意。不弃程朱、不知孔孟。】

【古儒自古便祭祀以为至高的神,昊天上帝。古儒之天帝,就是上帝。】

刨除那些夹带私货的内容,只说宋儒被佛、道所染,这几乎是明末的一种共识。包括王阳明,当时也一群人说他,被佛道所污。

加之明末社会动荡、道德败坏、人心不古,士大夫也在追求“儒之本意”、“孔孟之道”,倒是是啥?

是不是真的是被宋儒如污染了,以至于现在所学的都是宋儒曲解的儒学,以至于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天主教也劝人向善,是不是真的是耶儒同道?是不是可以以耶补儒?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说不定这也是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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