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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此也使得将不知兵，并不知将，导致整个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十分低下，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将军直接设立在军队之上，让彼此熟悉，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武器上，则采取保马法和军器监法，来提高马匹的数量和武器的质量，从而将军队的战力大规模提升，甚至在人们眼中积贫积弱的宋朝，还打赢了吐蕃，在王駋的率领下，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在整个宋朝都能够被称为大捷了。

而在冗官问题上，王安石也做出了十分杰出的表现，通过三舍法来提高太学生的水平，在官员升迁上，提倡唯才是举，提拔了大量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进入朝廷，同时废除明经科，减少官员考试的数量，使得北宋神宗时期宋朝的冗兵和冗官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而冗兵和冗官问题的部分解决，自然使得冗费问题大为降低，再通过施行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法律，将北宋的财源得以扩张，到新法被废的时候，朝廷清查国库，发现王安石十五年变法时间所积累的财富，足以供北宋朝廷用二十年的时间，财政收入的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同时新法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在古代，高利贷是十分可怕的，这一点看看威尼斯商人就能够知道了，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你背上高利贷的时候，代表距离你成为他人的奴隶已经不远了。

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这一点在宋朝十分严重，当然在宋朝之前就更加严重，这些士族们仗着自己的身份可以免税，便把大量老百姓的田寄在自己的名下，从而收取财富，甚至进行隐田，要知道在古代王朝，农税是最为重要的，这些豪强大地主，偷税漏税，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没钱，而这一道法令，限制了豪强们隐瞒土地的空间。

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但王安石的超前思维，企图利用国家管制的手段，最后触犯了所有权贵的权利，再加上保守派势力的强大，革新派势力的分裂，以及王安石本人，明明知道变法应该慢慢来的情况下，依旧急于求成，最后导致变法失败，而其所施行的这些政策，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甚至很多人说他是宋亡之始，认为他是奸臣，直到民国启超先生写《王荆公》一书，才算是为王安石翻案。

王安石的变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但也注定了他的失败，因为作为一个古代国家，你根本无法想象，一百四十一万的军队，裁军你怎么裁？王安石只是把这些人裁掉了，可不管他们的生活，这些士兵只能在各大城市里面做起了流氓，黑社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社会治安情况大幅度下降，同时守旧派势力的打击，导致王安石的变法，仅仅十五年的时间，便宣告结束。

而徐清则不同，他自然十分清楚，一个农业国家，一个封建国家，他是根本无法逃脱这个命运的，像宋朝这样已经算是做到最好的了，就像司马光曾经对于王安石的政见所提出的反对声音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一个数的，要么是放在老百姓那，要么是放在国家这，你王安石要变法，使国家富强，就必然要把老百姓的钱拿到手里来，如此一来，老百姓可不就穷了。

放到现代来说，司马光的这番话可谓是无厘头的笑话了，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了，毕竟我们的GDP，就是国家每年在固有基础上的增量，怎么可能一个社会的财富是恒定的呢，每个人不都是在工作中创造财富么，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怎么可能永远一样呢？

但放在古代，司马光的话自然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时代，你从老百姓那多拿一袋米，他们就会少一袋米，没有科技的进步，国家在得到财富的时候，老百姓自然是只能吃糠咽菜了，而这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最为重要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要的是富国强兵，可不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所以最后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使得神宗皇帝动摇，从而结束了熙宁变法，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而徐清则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有想着直接变法，而是先创造财富出来，不仅仅要国富还得民富，如此一来，老百姓没话说，国家也没话说，这才是变法的最佳时期。

紧接着拿增量的蛋糕来填补空缺，对于那些退役的老兵，给他们钱来安置，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度过晚年，那些年纪轻轻却不想当兵的，则让他们去城里给一份工作，如此一来，兵源减少，财政减轻，而国家却不会因为兵源的流入形成社会治安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展，导致朝廷的机构开始变得更为庞大，原本冗官是一个问题，但如今官员数量却变得不够，从而解决了冗官和冗兵两大问题，这就是徐清的解决之法，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