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建安元年的二三事（2/2）
这种“五五分成”或者“四六分成”的赋税方式，只征收地里的谷物，一方面在废除汉末的那些苛捐杂税，减轻屯户负担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这种高税率的方式征收大量的谷物作为军粮，保障了曹操大军的后勤供给。
所以，枣祗的屯田，才有了“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崇高地位。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种制度往上追溯，其实也就是将豪强与佃户的关系活学活用，加以改进，搬到了官府与屯户的关系之中。
如《王莽传》：“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
也因为如此，屯田制对于乱世政权的足食虽说有巨大的利益，但曹魏治下的百姓未必会感同身受，他们对这种看起来分配十分悬殊的新分配方式甚至感到恐惧不安。
《袁涣传》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对于这种屯田新方式，那些有足额田地、所在郡县吏治又相对清廉，苛捐杂税较少的自耕农，他们想必并不赞同用这种“五五分成”、“四六分成”的赋税制度来代替“三十税一”的旧有田赋制度，而只有无立锥之地的流民，才会倾向于成为理论上由官府包办一切的屯户。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能使得“军国丰饶”，在乱世中大行其道的屯田制，为什么到了治平时期，它反而会被以轻徭薄赋、稳定赋税为主导思想的“租调制”所取代，并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那些单纯强调豪强大族侵占田地才造成了屯田制破坏的观点，很显然就只是片面看到了豪强大族的“恶”，而并没有意识到还想继续推行屯田制政权本身所携带的“恶”。
归根结底，屯田制在乱世中保护了农民，恢复了农业生产，并保障了国家收入，但因为本身具备的巨大剥削性，它注定也只能是一种在乱世年代、在边疆区域才得以推行的战时制度，
（三）关西诸将和曹操的“羁縻政策”
关西诸将，前期所指的李、郭汜、张济、段煨等人，后期则是以韩遂、马腾为首的关中十将。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天子定都许昌之后，很多小说乃至于历史书籍，都会将河南尹等地区视作曹操控制的地盘，但实际的情况是，曹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染指成皋以西的地方，司隶大部分地区依旧是无主、混乱的局面。
作为前期的关西诸将，李、郭汜等人都是“叛逆之臣”，也是“奉天子”的曹操需要讨伐的对象，但限于自身实力和周边势力的掣肘，一直要到了建安三年，在许都朝廷的周边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曹操才派出了谒者仆射裴茂召集关西兵马征讨李、郭汜等“叛逆之臣”。
讨伐的主力是以段煨为首，加上了一批以梁兴、张横为首的关中豪强兵马，或许其中还有程银、候选、李堪等从河东渡河进入关中想要分一杯羹的势力。
而众叛亲离的李、郭汜都没有能够抵抗多久，就分别被联军剿灭了。
在此之后，名义上统兵的裴茂、实际上统兵的段煨都相继被曹操召回许都，但没有了强大的割据势力，名义上也无主的关中却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很快就成了各股军阀割据的温床。
混乱和无序一直持续着，直到了建安四年中旬，官渡之战前夕，一个肩负着特殊使命人物的到来，这才引出了此后关西持续多年的“羁縻政策”。
这个人，就是河东人卫觊。
因为刘表首鼠两端，在袁曹两家之间摇摆不定，曹操为了避免后院起火，在官渡之战前夕，就派遣了身为朝廷治书侍御史的卫觊前往益州联合刘璋，想要借益州之兵顺流东下，掣肘荆州的刘表。
但是关西军阀割据，入蜀的道路不通，卫觊不得已就暂时停留在了关中，就在停留关中的期间，雄心勃勃的他根据关中形势，向身为尚书令的荀上书，提出了自己对关中地区现状的担忧，并阐述了自己“官盐购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的政策方针，想要争取朝廷的大力支持，使得自己可以在关中地区大展手脚。
而前不久刚消灭了李、郭汜，征召了段煨、裴茂入京的曹操，很快也发现了关中地区新崛起了一批比李、郭汜、段煨更有威胁性的军阀。
对于关西地区新旧势力迭代之快，曹操阵营显然也是心忧不已。
这从曹操与心腹谋士郭嘉的对话中，可以一窥究竟。
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郭嘉）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腾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若属以西事，公无忧矣。”
官渡之战前夕，原本在关东地区势力就不如袁绍的曹操，对关西各股新军阀的崛起，有着莫大的恐惧，这个时候由郭嘉提议并推荐的“羁縻政策”和钟繇，因为现实局势的需要，很快也就得到朝廷支持，迅速登上了台面。
但曹操任命的钟繇，他所推行的，也得到曹操肯定的“羁縻政策”，与卫觊“官盐购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的政策方针，本质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
被“特使不拘科制”的钟繇，他的驻所没有设置在关中，而是留在了弘农，不知还是不是裴茂的谒者仆射则负责监盐官。
尔后，钟繇写信给韩遂、马腾，让他们各遣子入侍，关西诸将承认许都朝廷，在官渡之战中保持中立，曹操阵营也很长一段时间承认了关西诸将割据一方的特权。
驻所在弘农的钟繇此后多年，做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他募农给种的地方也不是关中，而是河南地。
“洛阳人民单尽，（钟）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
这样看来，卫觊提议的政策方针，除了“官盐”得到实现外，“购置耕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的其他几项政策都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而且想要大展手脚的他还被曹操召回，转而担任了朝廷尚书的职位。
史书虽然没有明载，但提议的政策没有落实，重要岗位有人代替，后续功绩有人包揽，我想，此时返回许都的卫觊心中肯定充满了苦涩。
而钟繇推行的“羁縻政策”在卫觊离任后，也一直收到良好的效果。
官渡之战中，钟繇通过与中立的关西诸将贸易，给曹操军中送来了两千匹战马；建安七年，关西诸将更是倒向了取得官渡大捷的曹操阵营，拒绝高干的招揽，为钟繇出兵抵御来自并州高干的入侵。建安十年，又再次出兵帮助杜畿已经经营一段时间的河东郡平叛。
再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张既甚至将马腾和他和儿子都诓到了邺城，可惜一统天下近在咫尺的曹操还是在长江边上被周瑜的水军打得狼狈撤退，短时间内平定江南的美梦就此破灭。
此后忙于稳定内部的曹操，一直要等到建安十六年才将目光投向了推行羁縻政策已久的关中。
“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锺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
作为羁縻政策推行者的钟繇，在曹操着眼关中的情况下，理所应当地成为了降服关中诸将的第一人选，并给曹操提出了假托征讨张鲁，实际是带兵入关降服诸将的方略。
恰恰好，当年主张推行“官盐购牛，募农给种，镇抚关中，削弱诸将”政策的卫觊，这个时候却针锋相对，对曹操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并做出了出兵入关，则关中诸将必反的判断。
类似的判断，高柔也提出过。但是钟繇一直是关西方面的负责人，他的提议显然更为权威，于是曹操还是派出了钟繇、夏侯渊等将领打着征讨张鲁的旗号，带兵进入关西。
由此，也后续引发了关西诸将皆叛，羁縻政策失败，曹操亲征，渭南大战等一系列大事件。
因为平定关中过程中曹操与麾下谋士智谋百出，后人在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喜欢将它认作是曹操早有预谋、逼反关西诸将的一次战略谋划。
在这里，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有明显的唯结果论，即根据曹操平叛取得了大胜的结果，来反推平叛过程中曹操的神机妙算，最后再断定曹操是一早就有预谋，有准备的。
我的认为是，彼时实力恢复的曹操控制天子，想要讨伐关西诸将根本不需要“先逼反、再平叛”的蠢办法，只是曹操、钟繇都对他们推行的“羁縻政策”有着不小的自信，认为可以花最小代价降服羁縻已久的关西诸将，因此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坚持了出兵关西、降服诸将的战略。
结果关西诸将的强烈反应和巨大实力不仅使得入关的钟繇、夏侯渊等将仓皇撤退，而且还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叛乱。
只是计划落空的曹操彼时已经位极人臣、身份特殊，他再也不能够公开承认自己预判的失误，于是也只能够将错就错，一边先派曹仁稳定局势，一边积极筹备亲征作战的事宜，并对外将它宣称为是一举平定关西的大好时机。
这种用兵如神、胸有成竹的“英明”形象，接下来在他引军渡河，差点被突袭的马超杀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明明是没有准备、被马超的袭击的曹操，依靠张、许褚、丁斐诸将的智勇相救，才勉强逃得一命，但是在见到“悲喜流涕”的败将时，曹操却通过几句玩笑话和哈哈大笑，就掩盖了刚刚战场上发生过的不光彩一幕。
他在外人面前留下的，永远是临危不乱、镇定如素的光辉形象。
因为此时的曹操，他位极人臣的地位已经迫使他的人设必须是用兵如神、胸有成竹的“英明”形象了。
只是在这用兵如神的“平叛神话”过后，付出巨大代价才歼灭了关西诸将主力的曹操在返回面对卫觊时，又岂能够没有丝丝的后悔。
“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
综上，关西的羁縻政策，由卫觊引发，钟繇落实，给前期对抗袁绍的曹操阵营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后来也随着钟繇出兵关西、降服诸将的计划而宣告破产，并诱发了关西大规模的反叛和平叛战争。
将错就错的曹操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藉此尽快平定了关中，此后他收复陇右、河西，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北方地区，为后来诞生的曹魏政权奠定了疆域版图。
另注：
《汉晋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
《资治通鉴》建安三年四月，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夷其三族。以煨为安南将军，封乡侯。
《典略》：“李移保黄白城，梁兴、张横等破之，送其首。”
《汉晋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
《三国志武帝纪》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
《三国志许褚传》：超将步骑万馀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溯船，仅乃得渡。
2018年8月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