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捕——先与格鲁巴赫太太、后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交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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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每天八点钟,女房东的厨娘总会把早餐端来,可是这一天她却没有露面,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她似乎正用一种对她来说也许是少有的好奇目光注视着他。K觉得又气又饿,便按了按铃。随即听见有敲门声,一个他从来没有在这幢房子里见过的人进了屋。此人身材瘦长,然而体格相当结实,穿着一套裁剪得非常合身的黑衣服,上面有各种褶线、口袋和钮扣,还有一条束带,其装束像是一个旅游者。因此,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有用,虽然人们不大清楚,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打扮。“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但是,那人并不理睬K的问话,好像他的出现是用不着解释的;他只说了一句:“你按铃了吗?”“安娜该给我送早餐了,”K说。他随即默默地、聚精会神地琢磨起那人来,打算弄清楚到底来者何人。那人没让K琢磨多久,便转身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条缝,以便向显然就站在门后的某人报告:“他说,安娜该给他送早餐了。”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短暂的哄笑声,算是回答;这阵笑声听起来像是好几个人发出来的。虽然那个陌生人没从笑声中听出什么名堂来,自己心中也无数,可是他却像传达一个声明似地对K说:“这不行。”“这可真新鲜,”K大声说道。他从床上蹦起来,匆匆穿上裤子。“我得瞧瞧隔壁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该怎么向我解释这件事。”然而,他立即意识到,他不应该大声说这句话;这么做就等于以某种方式承认,那个陌生人是有权关注他的行动的。然而,他觉得此事在目前无关紧要。但是,陌生人倒真是这么理解K的话的,因为他问道:“你不觉得你留在这里更好吗?”“如果你不说明你是谁,我就既不呆在这里,也不让你跟我说话。”“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陌生人说。然后,他自作主张,猛地把门打开。K走进隔壁房间,脚步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乍一看,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似乎是头天晚上就摆好了的。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里面有各种家具和陈设,地毯、瓷器和照片摆得满屋子全是。也许起居室里的空间比往常大了一些,但是刚一进屋是不能发现这点的,尤其是因为屋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坐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看书。那人抬起眼睛,瞧了K一眼。“你得呆在自己屋里!难道弗朗茨没对你说过吗?”“说过,但是,你在这里干什么?”K一面问,一面把他的目光从这个刚刚见到的人身上移向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弗朗茨还站在门旁。接着K又把目光移回来。K透过敞开的窗户,又看了一眼对面的老太太;她怀着老年人特有的好奇心,走到正对面的窗户跟前,打算看看这儿发生的一切。“我还是去找格鲁巴赫太太吧……”K说。他好像想摆脱那两个人(虽然他们离他相当远),打算走出屋去。“不行,”坐在窗前的那个人说。他把书扔到桌上,站了起来,“你不能出去,你被捕了。”“原来是这么回事,”K说,“不过,为什么逮捕我呢?”他加了一句。“我们无权告诉你。回到你的屋里去,在那儿等着。已经给你立了案,以后会按程序把一切都讲给你听的。我这么随随便便地跟你讲话,已经超出了我得到的指示范围。但是,我希望除了弗朗茨以外,谁也没有听见我讲的话;弗朗茨刚才对你也太随便了,也违反了给他下达的明确的指示。在为你选择看守方面,你是幸运的;如果你继续这样走运,你就可以对最后结果感到放心了。”K觉得自己应该坐下来,可是他发现,整个屋子里除了窗前有把椅子外,没有地方可以坐。“你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弗朗茨说。他和另外那个人同时朝K走来。那人比K高得多,不断拍着K的肩膀。他们俩人仔细看着K的睡衣说,他现在不应该再穿这么考究的衣服了,但他们将负责保管这件衣服和他的其它内衣;如果他的案子结果不错,他们以后就把这些衣服还给他。“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比交到仓库里去要好得多,”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失窃;另外,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而不管你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你则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类案子会拖多久,尤其是近来这些日子。当然,到了最后,你也能从仓库中得到一些钱;但是,首先他们付给你的钱少得可怜,因为他们把你的东西卖给最老练的行贿者,而不是出价最高的顾客;其次,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钱每隔一年,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减少很多。”K对这种劝告毫不在意,他不认为别人有权支配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楚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是,有这两个人在身边,他甚至无法思索。第二个看守——他们准是看守,不会是别的人——的肚子老是相当友好地顶着他。只要他一抬眼,就会看见一副和看守胖乎乎的躯体毫不相称的面孔:这是一张干瘪、瘦削的面孔,上面长着一个向一边扭曲的大鼻子。他的目光好像正越过K的头和另外一个看守交换着看法。他们可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正在谈些什么?他们可能代表什么权力机关呢?K生活在一个有正式宪法的国家里,全国一片歌舞升平,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他一直倾向于对事情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只是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他才相信事情果真会这么坏;即便危险已迫在眉睫,他也不为明天担忧。但是,他觉得目前采取这种态度并非上策;他当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玩笑;一个他在银行里的同事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而策划的不甚高明的玩笑。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须朝着这两个人的脸会意地笑笑就行了,他们准会和他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只是在街角干活的搬运工——他们看起来很像搬运工;因此,他只看了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一眼,便决定暂时不放弃他可能在这两个人面前占有的优势。日后,他的朋友们可能会说,他居然不知道开玩笑;这种小小的危险是存在的。尽管他不习惯从经验中学习,但他也回忆起,在几个不太重要的场合中,他不顾所有朋友的劝告,丝毫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意孤行,最后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那种事决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演;如果这是一场喜剧,那他就要坚持演到底。
他还是自由的。“请原谅,”他说,然后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疾步朝自己的屋子走去。“看来他是知趣的,”他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在背后说道。他一进屋,就拉出写字台的抽屉:所有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但是,由于激动,他一下子没有找到他想找的能表明自己身分的那几份证件。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正想拿着它到看守那儿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这种执照什么用也没有。于是,他继续翻寻,直至找到出生证为止。他刚重新走进隔壁房间,对面那扇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露了一下脸。他只看见她一会儿功夫,因为格鲁巴赫太太一瞧见他,显然感到十分尴尬,赶紧表示道歉,然后便退了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合上门。他完全有时间对她说:“进来,进来吧。”但是,他只是呆站在屋子中间,手上拿着证件,看着那扇再也没有打开的门。直到看守喊了一声,他才醒悟过来;他发现,两个看守正坐在窗旁的一张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应该是他吃的早点。“她为什么不进来?”“她不准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因为你被捕了。”“什么,我被捕了?以这种可笑的方式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你现在又想从头开始啦?”看守说,同时把一片涂着黄油的面包放在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类似问题。”“你们应该回答,”K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请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首先是逮捕证。”“哎哟,我的老天爷,”看守说,“但愿你能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愿你不要再这样徒劳无益地来麻烦我们俩人啦,我们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对你都要好,我们对你的关心胜过其他人。”“确实是这样,你可以相信这点,”弗朗茨说。他手里端着咖啡杯,但是并没有举到嘴边,而是久久地、表面上看来意味深长地、然而又是令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正。K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和弗朗茨交换着含义深刻的目光。尽管如此,他却用手拍拍自己的证件又说道:“这是表明我身分的证件。”“你的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高个子看守嚷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小孩。你想要干什么?你以为用证件、逮捕证之类的东西为借口,和我们——看管你的人——吵闹,就能使你的这桩微妙的案子早点结束吗?我们只是地位卑微的低级职员,正式文件中很难找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和你的案子毫不相干,我们的任务只是每天看管你十个小时,并因此而领取工资。这些就是有关我们的全部情况。我们很清楚,我们为之服务的高级机关在下令逮捕一个人之前,一定很了解逮捕理由以及犯人的特征。在这方面是不会出错的。据我所知,我们的官员们——我只认识其中级别最低的官员——从来也不到民众间去寻找罪过,而是像法律中说的是被罪过吸引过去的,接着就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去。这就是法律。怎么可能出错呢?”“我不了解这项法律,”K说。“这对你来说可糟透了,”看守回答道。“这项法律很可能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头脑中,”K说。他想通过某种方式掌握看守的想法,使自己在他们面前占上风,或者使自己去适应他们。可是,看守只是用令人扫兴的口吻说道:“你会触犯法律的。”弗朗茨打断了他的话:“你瞧,威廉,他承认他不懂得法律,可是他又声明他没罪。”“你说得很对,不过你永远也不能使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变得理智起来,”另一个看守回答道。K没有再搭腔。“难道说,”他想,“我应该被这两个可怜虫的胡言乱语把头脑搞得更乱吗?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已经谈了有关自己的所有情况。然而,他们讲的事情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十足的愚蠢才会使他们这么自信。只要和与我智力水平相同的人讲几句话,就能把所有事情搞得一清二楚;而跟这两个人即使啰嗦几个钟头也做不到这点。”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一阵;他又看见了马路对过的那个老太太:她正挽着一个年纪比她还要大的老汉的腰把他拽到窗前。K觉得应该让这出闹剧收场了。“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那儿去,”他说。“等他下命令时,我就带你去,现在不行,”那个叫威廉的看守回答道。“现在我劝你,”他接着说,“回到你的房间里去,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呆着,等到对你作出决定为止。我们对你的忠告是,别因为一些无谓的念头而想人非非。你要认真考虑,因为将要对你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你对我们不像我们对你那么友好善良;你忘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至少和你相比,我们是自由的。这是一个不小的有利条件。尽管这样,如果你有钱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为你买一些早点来的。”
K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没有对看守的提议作出回答。如果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打开通向客厅的门,也许那两个人不会有胆量来制止他,也许这是解决整个事件,使其告终的最简单的办法。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抓住他;他只要一被抓住,就会失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的优势。因此,他屏弃了快速解决的办法,选择了一种稳妥方式,听凭这件事情自然发展;于是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他和看守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他躺在床上,从脸盆架上取下一个挺好看的苹果;这是他头天夜里搁在那儿的,准备早餐时吃。现在,这个苹果便是他能吃到的全部早点了。他刚咬了几口便深信,不管怎么说,这个苹果要比那邋里邋遢的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里所能买到的早点好吃得多。殷勤的看守答应可以到那儿去给他买点吃的来。他觉得很自在,充满了自信;不错,今天上午不能到银行里去上班了,但是,他的缺席很容易被宽容,因为他的职位比较高。他应该把缺席的真实原因讲出来吗?他认为应该这么做。如果他们不相信——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那他就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甚至让马路对面的那两个陌生人作证,他们现在可能又走回到正对着他房间的那扇窗前了。K觉得奇怪,至少当他想到两个看守的做法时感到奇怪:他们居然让他回到自己屋里去,把他一人撂在那儿;他在屋内有很多机会可以自杀。不过,他同时也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看问题,们心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他才有可能去自杀?是因为两个看守坐在隔壁,攫取了他的早点吗?自杀是一种无意义的举动,即使他想自杀,他也不会让自己走上那条绝路,原因正在于这个举动是无意义的。如果这两个看守的愚蠢并不是这样显而易见,那他就会认为,他们两人也觉得让他一人呆着不会有危险,原因同上。他们现在完全有权监视他的举动。他走到食柜跟前,里面有一瓶上等白兰地;他斟满一杯,一饮而尽,弥补没吃早点的损失,然后又干了第二杯,为自己壮胆,最后又喝了一杯,用来垫底,以便应付不测事件。
隔壁房间里突然传来喊声,他大吃一惊,牙齿在杯子上磕得“格格”作响。“监察官让你去,”这是喊声的内容。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喊声所用的语调:粗暴,鲁莽,像是发布军令。他决不会相信这是看守弗朗茨发出来的声音。事实上,命令本身他是欢迎的。“总算有消息了,”他也喊了一声,以示回敬;然后关上食柜,匆匆走进隔壁房间。两个看守站在那儿,他们好像理所当然似地马上把K推回他的屋子里。“你想干什么?”他们嚷道,“你以为只穿件衬衫就能去见监察官吗?他会狠狠接你一顿,连我们也不能幸免。”“随我的便吧,该死的,”K大声说道;可是他这时已被推到衣柜前,“是你们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的,别指望我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不这样做不行,”看守说。只要K一提高嗓门,他们就变得和颜悦色,甚至还略带抑郁,想以此把他搞糊涂,或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恢复理智。“无聊的形式!”他气愤地说。他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衣,两手撑着呆了一会儿,好像是让看守瞧瞧,穿上它是不是合适。他们摇摇头。“必须穿件黑衣服,”他们说。于是K把衣服扔到地板上,对他们说:“又不是判了死刑。”他自己也不清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两个看守笑了笑,还是坚持原先的说法:“必须穿件黑衣服。”“如果这样做是为了使我的案子处理得快些,那我也不在乎,”K回答说。他打开衣柜,在一大堆衣服中翻寻了半天,终于找出了他那件最漂亮的黑上衣。这是一件缝制考究的普通西装,熟人们见了赞不绝口。然后他又挑了一件衬衫,开始精心打扮起来。他暗自思忖道:不管怎么说,为了使诉讼过程赶快开始,他已经想了法子,让两个看守忘了叫他洗澡。他偷偷瞥了他们一眼,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起来要他洗澡;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点。不过威廉倒没有忘记派弗朗茨去向监察官报告,K正在更衣。
他全部穿戴完毕后,便出发上路;威廉紧紧跟在他后面。他穿过现在已经空无一人的隔壁房间,走进旁边的屋子:这间屋子的两扇门都开着。K知道得很清楚,最近一位名叫布尔斯特纳的打字员小姐租了这间房间。她每天很早就去上班,很晚才能回家,K只是在碰见她的时候和她讲过几句话。现在,她床边的小茶几被推到屋子正中当桌子用;监察官正坐在小茶几后面,交叉着双腿,一只胳臂搭在椅子背上。
三个年轻人站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正在看着布尔斯特纳的几张照片;照片嵌在镜框中,挂在墙上。窗子开着,一件白色的女上衣挂在窗闩上,来回摇晃。马路对面的那扇窗子后面,又出现了那两个老人,不过他们的圈子扩大了,因为在他们身后还站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比他们高出一头一肩,衬衫领口敞着,手指头老在捋着他那微带红色的山羊胡子。“约瑟夫-K?”监察官问道,也许他只是想把K的心不在焉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来。K点点头。“你对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大概觉得很奇怪吧?”监察官问,他的两只手在摆弄着小茶几上的几样东西:一支蜡烛,一个火柴盒,一本书和一个针扎,好像这些东西对他进行审讯是有用的。“当然,”K说;他为自己终于遇见了一个讲道理、可以就此事一起谈谈的人而感到甚为高兴。“当然,我觉得奇怪,不过,我并不觉得十分奇怪。”“不十分奇怪?”监察官问,他把蜡烛放在茶几中间,把其它东西摆在蜡烛周围。“也许你误解了我,”K赶紧补充道,“我是说……”说到这里,K住了嘴,朝四周看了一眼,想找把椅子。“我想我可以坐下吧?”他问。“这不符合习惯,”监察官回答道。“我是说,”K说,他不再拐弯抹角了,“我当然觉得很奇怪;不过,像我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已经混了三十年、为了从中闯出一条路而搏斗过的人,对于奇怪的事情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已经不怎么认真予以对待了,今天上午的事尤其是这样。”“为什么今天上午的事尤其是这样呢?”“我并不是说,我把今天上午的事当作是在开玩笑,因为,如果真是开玩笑的话,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似乎做得太周全了。公寓里的所有人,以及你们全体,都介入了;这对于开玩笑来说,未免太过分了一点。因此我不认为这是开玩笑。”“很对,”监察官说,他似乎想搞清楚火柴盒里有多少根火柴。“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K接着说,他把脸转向屋里的每个人,想把站在照片旁边的三个年轻人的注意力也吸引过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我这么说的事实根据是:虽然我被控告犯了什么罪,但我却回想不起我曾经有过什么过失,以至现在要受到指控。然而,即使这样也无关紧要,我只想问问:到底是谁控告了我?什么机构负责审讯?你们是法官吗?你们当中谁也没有穿制服,”他说到这里,对弗朗茨转过头去,“如果你的衣服也不能算作制服的话。不过,它更像是旅游者的行装。我要求你们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我相信,经过解释以后,我们就能十分友好地互道再见了。”监察官把火柴盒扔到茶几上。“你想人非非了,”他说,“这里的先生们和我本人在你的案子中都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实际上对这件案子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穿上最正规的制服,你的案子一点也不会变得更糟。我甚至不能肯定,你是否被控犯了罪;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控告了你。你被捕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看守可能给你留下了另一种印象,但他们只是不负责任地瞎议论。不过,虽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倒至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少捉摸我们,少考虑你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别这样大声嚷嚷,表示自己的清白。你在其它方面给人家留下的印象不错,这么一嚷嚷,反而会坏事。你还应该尽量少开口,你刚才讲的每句话几乎都可以添枝加叶,写进你的表现记录中;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
K目不转睛地瞧着监察官。难道他需要让一个可能比自己还年轻的人教训自己应该怎么为人处世吗?难道他会因为直言不讳而遭人指责,受到惩处吗?难道他确实打听不出为什么会被捕以及是谁派人来逮捕他的吗?
他有点烦躁,开始来回踱步——谁也不阻止他。他挽起袖口,用手指触摸着衬衫的前襟,拨弄着头发。他从那三个年轻人身边走过时说:“纯粹是胡闹!”于是,他们转过身来,用同情。然而严肃的目光看着他;最后,他走到监察官的桌子前面。“哈斯特勒律师是我的私人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当然可以,”监察官回答道,“不过,我看不出给他打电话会有什么意义,除非你有什么私事要跟他商量。”“给他打电话会有什么意义?”K嚷道,与其说他发了火,倒不如说他感到很惊讶,“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求我理智一些,而你的举动却无聊得只有你自己才想像得出!这足以使狗也讨厌。你们先是闯进我的家,然后在屋子里面晃荡;而我则要绞尽脑汁,徒劳无益地思索被捕的原因。既然我已经被捕,给一位律师打电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好吧,我不打电话了。”“你想打就打吧,”监察官一面说,一面朝门厅方向摆摆手,那儿有电话,“请去打电话吧。”“不,我现在不想打了,”K说;他朝窗前走去。马路对面的那三个人还在看热闹,他们看得津津有味;K在窗前出现时,他们的乐趣第一次稍稍受了点影响。两个老人挪动着身子,好像要站起来,但是后面的那个男人却没事似地请他们放心。“还有不少看热闹的!”K用手指头指着那三个人,对监察官大声嚷道。“走开,”他朝马路对面喊着。那三个人立即往后退了几步;两个老人几乎躲到了年轻人的背后;年轻人用他那魁梧的身躯护着他们,根据他的唇部动作判断,他正在说着什么;但由于距离太远,他讲的话听不见。然而,他们并没有离开,好像在等待机会,悄悄回到窗前来。“多管闲事、不体谅别人的讨厌鬼!”K又转过身来,对着屋里说。他朝旁边瞥了一眼后,心想,监察官或许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也可能监察官根本没有听,因为他把一只手紧紧接在桌面上,好像在比较五个指头的长短。两个看守坐在一个木箱上,不停地晃着腿;木箱上蒙着一块绣花布。三个年轻人手按着臀部,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屋里静悄悄的,像是在某个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来吧,先生们,”K大声说道;他一时认为自己是全体在场者的负责人,“从你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我的事情好像已经解决了。我的意见是,现在最好别再计较你们的行为到底合不合法了,大家握握手,以友好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吧。如果你们的意见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他朝监察官的桌子走去,伸出他的手。监察官抬起眼睛,咬着嘴唇,瞪着K朝他伸过来的那只手。K相信监察官会握住这只主动伸过来的手;然而恰恰相反,监察官站了起来,拿起放在布尔斯特纳小姐床上的那顶硬圆帽,用两只手把帽子仔仔细细地戴在头上,好像是第一次试戴似的。“你把一切看得太简单了!”他一面戴帽子,一面对K说,“你以为我们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件事吗?不,完全不可能办到。不过,我并不是劝你放弃希望。你为什么要放弃希望呢?你只是被捕了,别的没什么。我奉命把这件事通知你。我这样做了,我也注意到了你的反映。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吧,我们可以互道再见了,虽然只是暂时的再见而已,这是很自然的。我想,你现在该到银行里去了吧?”“到银行里去?”K问道,“我想,我刚才被捕了,不是吗?”K略带挑衅地问道。尽管他提出的握手的提议没有被理睬,他仍然觉得自己越来越和这些人不相干了,尤其是现在,当监察官起身要走时,他更觉得如此。他在和他们逗着玩。他真想在他们出门的时候跑步追上去,一直追到大门口,给他们将一军,让他们把自己当作囚徒带走。所以他又说了一遍:“既然我已经被捕了,那怎么能到银行里去呢?”“噢,我明白了,”已经走到门边的监察官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你被捕了,这是确实的,但是并不禁止你去办事;也不阻碍你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这么说来,被捕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K走到监察官跟前说。“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是一件坏事,”监察官说。“既然如此,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必要告诉我说。我已经被捕了,”K说,他走得更近了。其他人也靠上前来。他们现在都聚集在门边的一。小块地方里。“这是我的责任,”监察官回答道。“一个愚蠢的责任,”K毫不客气地说。“也许是这样,”监察官说,“不过我们用不着在这种争论中浪费时间。刚才我觉得你会愿意到银行里去的。既然你在用词上这么吹毛求疵,那我就补充一句吧:我并不强迫你到银行里去,我只是猜想,你会愿意去的。为了给你提供方便,为了让你顺利地到达银行,尽可能不受阻碍,我把这三位先生留在这里,他们是你的同事,供你支配。”“什么?”K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三个人大声说。这三个一文不名的患贫血症的年轻人——他刚才看见他们站在照片旁边——确实是那家银行中的职员;但不是他的同事——监察官的这句话言过其实,暴露出他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中的一个缺陷。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是银行中的低级职员。K刚才怎么会没有发现这点呢?他可能只顾注意监察官和看守了,因此没有认出这三个年轻人来。严峻的拉本斯泰纳摇晃着双臂,潇洒英俊的库里希长着一双深凹的眼睛,卡米乃尔由于患了经久不愈的肌肉抽搐症,脸上挂着令人不可忍受的笑容。“你们好!”K停了一会儿说;他朝那三个人伸出手去,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点头致意。“刚才我没认出你们来。好吧,现在咱们上班去,可以吗?”三个年轻人微笑着,迫不及待地点着头,好像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等这么久的。当K转过身,想回房间去取他搁在那儿的帽子时,三个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帮他取,这使他很过意不去。K站在原地,透过两扇开着的门看着他们;动作迟钝的拉本斯泰纳当然落在最后面,他以优美的姿势迈着小步向前走。卡米乃尔把帽子递了过来,K不得不提醒自己,卡米乃尔的笑容不是故意作出来的,他即使想露出个笑容,也办不到。K在银行里不得不常常以此提醒自己。还有格鲁巴赫太太,看来她并不特别感到内疚;她打开正门,让这几个人出去。K像往常那样,低下头看着她的围裙带;她腰圆体胖,围裙带掐在腰间,深深陷进肉里,深得令人不可思议。K到了楼下,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以后,决定叫出租汽车,以免继续延误去银行的时间,因为他已经迟到半个钟头了。卡米乃尔跑到街角要车,其他两人显然在竭力使K分心。突然库里希指指对面那家的大门:门口出现了那个蓄着一把略带红色的山羊胡子的高个子男人,他因为整个身子露了出来而有些难为情,因此立即缩回身子,靠墙斜倚着。两位老人可能正在下楼。K发现库里希还想让他去注意那个人,觉得很恼火,因为他早已认出那人来了,他刚才便一直盼着见到那人。“别朝马路对面张望,”他匆匆说道,没有在意自己用这种腔调对一个成年人说话,会使人觉得多么奇怪。不过,不必再解释了,因为这时出租汽车已经开来了;他们坐定后,车便起步了。这时,K想起他没有发现监察官和两个看守是怎么离开的;监察官当初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以至他没有认出这三位职员来;而职员们后来又使他把监察官忘得一干二净。这说明他心不在焉,K决定在这方面要多加注意。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伸出脖子从车子后部往外张望,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瞧见监察官和看守。但是他马上便转回身来,舒舒服服地靠在车角里,因为他根本不想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和人们可能认为的相反,这时倒乐于听他的同伴们讲一两句话;但是他们好像突然累了,拉本斯泰纳透过车窗玻璃,瞧着右边,库里希看着左边,只有卡米乃尔正面对着他,脸上挂着那个令人害怕的笑容;可惜的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种笑容不能作为谈论的话题。
那年春天,K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消磨晚上的时光:下班以后——他一般在办公室里呆到九点——只要时间允许,便独自或者和几个同事一块散一会儿步,然后走进一家啤酒店,在一张大多数情况下由年长者付钱的桌边坐下,一直到十一点才离开。但是,这个惯例也有几个例外:当银行经理请他乘车出去逛逛,或者请他到乡间别墅中吃饭时便是这样。经理对他的勤快和可靠有很高的评价。另外K每星期要去看一次一位名叫艾尔莎的姑娘;她在一家酒吧间里当侍应女郎,每夜都要通宵达旦,白天则在床上接待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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