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六章 感谢之旅（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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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看吧。”李斌对着在场的华人、华侨代表说道。

在华人、华侨代表前方的是文件，文件的内容是发生在南洋的排/华事件记录。其中比较出名的是一六零三年、一六三九年西班牙人对菲律宾华人的两度大/屠/杀和一七四零年十月发生在爪哇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

先说说发生在菲律宾的事。

一五六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菲律宾，攻占宿务岛，一五七一年侵占吕宋，建马尼拉城。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统治初期，对前往菲律宾的华人采取拉拢政策，因为菲律宾当时的经贸发展要仰赖华人的努力和贸易。但随着华人影响的提升，西班牙殖民者与华人的矛盾开始凸显，并最终导致一六零三年的大屠杀。

一五七四年，活跃于福建一带的私人武装头领林凤差点攻占马尼拉，让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大为恐惧。一五九三年，菲律宾总督达斯马里纳斯远征摩鹿加群岛，由于他强迫华侨充当桨手，引发不满。途中，达斯马里纳斯所在旗舰上的华侨潘和五等人奋起反抗，将船上包括总督在内的西班牙人几乎尽数杀死（仅十二名士兵死里逃生），随后驾船远走。这次事件后，马尼拉当局煽动排华浪潮。在这一背景下，一五九四年初，一支中国船队在福建官员带领下，载着士兵和武器到达马尼拉，接回三千名华人。

一六零三年，菲律宾岛又出现一则传闻：中国皇帝有意占领菲律宾以获取这里的黄金。这一传闻源自一名在吕宋生活多年的木匠，他称吕宋有一机易山，“其上金豆自生”。万历皇帝信以为真，下令福建官员前去勘查。西班牙人本就对中国颇为忌惮，何况菲岛华侨众多，因此疑心中国想“开疆裂土”。随着排华情绪渐浓，西菲当局欲迫害甚至屠杀华侨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一六零三年十月三日，不愿坐以待毙的华侨爆发大起义，但由于缺少武器和军事经验，他们仅坚持了四十一天。起义很快演变成一场大屠杀。在当局的煽动和蒙骗下，包括土著、日侨在内的各方力量都参与到屠杀中。据统计，至少两万华侨被杀。

大量屠杀华侨对菲律宾本土经济产生致命影响，物资匮乏、经济萧条。当局财政状况严重恶化，甚至需要借贷度日。西班牙人忧心中国商船不再到来，会令遥远的美洲受到波及。更大的恐惧是，他们担心明朝政府会进行报复。西菲当局紧急加强战备，但军队士气低落，口粮严重不足。殖民者只能心惊肉跳地等待，马尼拉笼罩在绝望和萧条气氛中。一六零四年六月，一批对前途悲观的富人离开马尼拉，举家迁往墨西哥。

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阿库尼亚一面做些表面工作，如部分发还华侨商人的财产，发动幸存者给国内写信，企图证明西班牙殖民者“清白”；一面派特使奎瓦携带致广东、福建两省巡抚和其他官员的函件，于一六零三年十二月十日乘船前往澳门，并趁机刺探中国有否进攻菲律宾打算的军事情报。考虑到澳门的葡萄牙人对中国比较了解，阿库尼亚还写了几封信，详述华侨起义事件，并附上致中国官员函件的副本，让奎瓦分发给澳门的司令官、主教、在政务方面有着较大发言权的耶稣会教士等。

奎瓦一行因遭遇风暴于一六零四年二月折返马尼拉，二月二十五日又由一百五十名西班牙士兵和一名神父陪同再赴澳门。但葡萄牙人出于打击贸易竞争对手的考虑，始终未将函件转交中国方面。

万历王朝做出荒唐决定

奎瓦等抵达澳门的消息传到漳州，有经常往来漳州和马尼拉的中国富商到澳门与其会见，答应把函件转交中国官员，设法动员华侨继续贸易。奎瓦在澳门了解到，明朝政府已获悉屠杀事件，但全国平静，没有集结舰只进攻马尼拉的迹象。获得这个重要情报后，奎瓦购买了一批军事物资，于五月回到马尼拉。

奎瓦带回的消息令西菲当局忧惧大减，但直至一六零五年五月，西班牙人望眼欲穿的华商船只仍难觅踪影，相反却从澳门传来消息，中国已经集结一支军队，准备前来兴师问罪，一时间又使西班牙人惊惧不已。事实上，尽管明朝当局了解了事件真相，但它一贯把移民国外的华侨视为贱民，因此仅写了一份《谕吕宋檄》，于一六零五年五月底、六月初由中国贸易船队中一名船主带到马尼拉，分交菲律宾总督、马尼拉最高法院和马尼拉大主教。檄文未对屠杀行为进一步严加追究，只要西班牙殖民当局保证华侨今后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宣布对殖民者“不忍加诛”，“其海外戕杀姑不穷治”，要求西班牙方面“当思皇帝浩荡之恩，中国仁义之大”。

明朝未出兵讨伐还有当时现实条件的限制。在西班牙屠杀华人大致同一时期，大明王朝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在西北的宁夏，西南的播州，特别是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开始的长达七年与日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这三场大战明朝都取得胜利，但国家军事和财政能力损耗极大。

郑氏父子曾欲出兵

明朝的纵容使得殖民者对菲律宾华侨的欺压更加有恃无恐，绝境中的华侨不堪其苦。一六三九年，华侨再次发动起义，并坚持近四个月。这一次，西班牙殖民者彻底杀红了眼，无数华侨平民包括虔诚的天主教徒死于屠杀。

得知菲律宾华侨的悲惨处境后，一六五七年，坚持抗清的明朝大臣郑成功致函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名华侨，要求他停止与西菲当局进行贸易。他还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示惩罚。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派人向菲律宾总督下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

面对郑成功的威胁，西班牙人反而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集体屠杀。郑成功闻讯大怒，他一面抚恤逃到台湾的华侨，一面组织筹备军队，于是菲律宾岛上再度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时荷兰人也威胁着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地位，岛上菲律宾人反西起义频发，西班牙殖民者感到回天乏术，随时准备撤离。

但郑成功尚未出兵就出现内乱，不久郑成功病逝。他的儿子郑经接着治理台湾，并派人同西班牙殖民当局交涉。据说郑经在一六七零年和一六七一年两次准备征讨马尼拉，但因各种因素而未能出兵。

再来说说红溪惨案。

一六一九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当地劳动力甚缺，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从各地诱骗华侨，甚至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人口，供其役使。后殖民者嫉视华侨在发展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又怕他们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转而采取严格限制入境，乃至推行排华政策。

一七二七年和一七三六年作出规定，逮捕“失业”和无居留证的华侨。

一七四零年七月，殖民当局下令捉拿被诬为窃贼的华侨。有些无辜被捕的华侨或被虐杀，或被投入大海。城内华侨纷纷逃往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进攻巴达维亚城。但走漏消息，殖民当局有所准备。

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后，华人地位开始下降。但荷兰殖民者开发巴达维亚，也多依靠华人承包工程，当局对华人的制砖工艺也很满意。为了将巴达维亚“建成整个东印度最大的城市”，当局千方百计招募华人。

一六八二年，华人达到三千零一人，一六八四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华人源源不断来到巴城。当局开始限制人口入境，并规定华侨必须办理申请和批准手续才能进入，但收效甚微，华人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华人苦力。

一七一九年，巴达维亚城内华侨人口已从初建时的八百余人增至四千零六十八人，郊区人口则达七千五百五十人。一七二零年，由于欧洲蔗糖市场逐渐饱和，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了暴民。当局准备将他们强行转移到锡兰（今斯里兰卡）。

一七二七年六月十日，当局规定，凡是最近十年至十二年内居留在巴城的中国人，未申请领取政府所颁发的居留准许证者，一概驱遣出境。由巴城华侨所写的《开吧历代史记》记载，一七四零年，盗贼四起，警察抓获的罪犯大多是穿黑衣黑裤的唐人。当局经商议后下达命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结果不仅无业游民被捕捉，就是许多住在城里的较为富裕的华侨也遭了殃。华侨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因为听说被遣送锡兰的苦力上船后会被投入海中，于是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聚集在甘达里亚糖厂附近的苦力人数超过五千，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以图自救。然而华侨中一个名叫林楚的叛徒，向殖民当局告了密。殖民者便以华侨准备进攻巴城为由，发动了大规模的屠杀。

一七四零年十月九日，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华侨进行血腥洗劫。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一百五十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城外华侨在黄班指挥下，与荷军激战，伤亡千余人，后转战中爪哇，斗争持续到一七四三年。

黄班的部队因武器太差，攻城七日不下，撤退。殖民者又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城内华侨居民被屠杀过万。侥幸逃出仅一百五十人。被焚毁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这就是当时震惊爪哇、中国和欧洲的巴城大屠杀。因巴达维亚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

惨案发生后，荷兰总督华尔庚尼尔被逮捕并死在监狱里。据荷兰史料记载，荷兰国会曾对此事进行辩论，担心处于盛世中的乾隆政府的军事报复以及中断经济往来。

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归纳如下看法：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巴达维亚陷入萧条。

除了这三件排/华/事件，还有其他的排/华/事件都写在了上面。甚至连这次排/华事件的内在原因都写了出来。

原因就两字——利益。

由于东南燕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当地的土著根本不用辛苦劳作就能从大自然中获得大量食物。因此当地土著十分懒惰。相比于懒惰的土著，华人是十分勤劳的。这样一来，华人十分受欢迎了。

（下面这一段摘自铁血社区的文章——《历史上的印尼排/华/事件值得每个中国人反思！！！》。希望文章的版权所有人不要将最后告上法庭。）

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是和平移民。他们或出于通商贸易、或出于躲避灾荒战乱、或出于被拐骗劫掠、或出于追求新生活而离乡背井来到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披荆斩棘，流汗洒血，进行开发和建设。可以说，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原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族人民之间是一种同劳动，共患难，互通有无，友好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而且，正如印尼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所指出的，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不仅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因而在印度尼西亚岛屿城乡间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并享有相应的威望。

公元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度尼西亚时，也曾清醒地意识到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无数岛屿的开发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任荷兰驻巴达维亚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曾在其给上司的信中写道：华人是“辛勤劳动，没有武装，不用害怕的人”，“这个‘新兴共和国‘里无论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纳，但华侨人口必须永远占绝对多数，这个国家才能生存。”(《彼德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卷二，七百零二页)

为此，他曾对万丹实施封锁，迫使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两千多名华侨迁至巴城。彼德逊昆声称为了在殖民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他在一六二三年离职时劝戒其继任者“利用此时印度洋的季节风，派遣舰队到中国沿海去，尽可能把男女幼童掳掠回来。这是最要紧的事。”(maair的著作《chineseabrood》,五十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