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春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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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祐八年,此春的东京,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是上元节的全城欢庆,当夜的烟火表演至今犹为东京士民津津乐道;二便是淮东-东京贪腐大案,此乃朝野动荡的大事,庙堂、民间都议论纷纷。

其三,则是即将展开的又一年科考。经过数年的制度建设,大汉的贡举取士,已经重入正轨,从地方道州考试,到东京省部选拔,都已成体系。

在此事上,内外文臣,都很用心建设,少有拖沓耽搁的。毕竟武臣猖獗多年了,而提倡科考、兴教、文化,是制约武臣的一个有效手段,至少在朝堂上。

大汉的科举时间,并未固定,都是根据形势来的。乾祐五年征淮归来,即开制举。乾祐六年同兴秋举,七年罢,到如今的八年春,又开常举。

刘承祐的想法很简单,为朝廷储备人才,接下来朝廷战略所向,乃是削平南方诸国,一统天下。届时,即便留用一些各国官员,人才的缺口,是可想而知地扩大,尤其是治政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周期的。

是故,大汉取士选才的频率,才会这般高。当然,有得便有失,因为薅得太狠,实则这些年,取士的素质在下降。与开国前几年相比,差距则更加明显,像初年,就有王朴与王溥,后又有王著、李昉,如今都是国家大吏。

然而,即便如此,选士的力度,也没有放松。时值初汉年间,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可培养、任用,容不得挑肥拣瘦。而对于那些才干、资质并不出众的人而言,也只有在国初这种天下未定的特殊时期,才有这种机会。

换到太平盛世,若没有惊世能力,拔萃才情,抑或深厚背景,想要出头,那可是千难万难。当然,就近年而言,国家所选士人,大多会作为中下层、僚属职吏来培养,起步不会高,至少比早年的那些人低很多,从刘承祐这儿,对他们的期望都不会太高,

不过,事情没有绝对,每一科,都难保不会有遗珠,但那就需要他们在宦海之中,打拼出来。养一千只蛊虫,总会有些蛊王、蛊将冒出来......

今岁科考时间,被定在三月十三至十五连续三天,乃是开国以来,第一次常举,第一次春闱,恢复加增了几门在刘承祐看来还是有用的科目(当然,重点永远是进士、明法)。以往,都是选在秋季,进行制考。

从正月时起,便已有士子,陆陆续续地从全国各地赴京备考。到截止日起,持解文至礼部登记备案的士人足有3427人,规模乃历次科考之最。

至于原因嘛,也很简单,朝廷多开了几门,又早早地放出消息,此次取士的名额,也远比往年多,几倍之,是故引得不少士人,都动了心思。再加上,还有淮南、秦凤之地的士人。

尤其是秦凤、汉中这种方取未稳之地,不管是为了一视同仁,还是收买人心,刘承祐直接下诏,对于籍贯此地的士子,沿途官府,需给驿宿便利。而这,是个很得人心的政策,至少于读书人而言,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这是王朝兴盛的征兆。

而随着八方士子入东京,开封城也更添几分文气,几分热闹。新扩建的开封城,虽然仍有内外、贵贱、贫富之分,但自从市坊的界限被打破后,整座城池愈趋繁荣,虽然官府的管理成本剧增,但整座城市的活力明显提升。

而最直接的好处,便是商税的增长,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以前的几座市场,仍旧被保留着,并有所扩张,修城的时候,还特意改善交通,到如今,仍是商旅贸易往来的选择,尤其是大宗交易。

同样的,在原市、行的基础上,新发展起来了一些集市,其中名气最大的,要属相国寺了。佛门禁地,早为民间烟火气息所染,与红尘接壤,再无清净可言。朝廷虽然抑佛,但是终究难以控制人心,许多百姓都喜欢往相国寺凑,即便是做生意,也能离“我佛极乐”近一些。

有鉴于相国寺的特殊情况,开封府专门派了一支由市吏与市卒组成的队伍,负责秩序的维护,与税收的管理。原本的上百间僧房,也被开发成了旅宿宾馆,总免不有行旅之人夜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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