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王道思想和佛道并行（2/2）

说到武周时期的滥刑苛政，突然想起来一本书《罗织经》。686年正月，武则天羞答答地表演了一出还政于睿宗的戏码，然后才志得意满地临朝称制，这样给自己立牌坊的行为，自己也怕天下人都不服气，所以这个喜欢玩弄权术的女人先是搞出一个征集意见箱出来，“置铜匦受密奏”，接着又“盛开告密之门”。只要是来告密的，不管你是农夫还是打柴的都能得到召见，然后是重赏加封官，就算最后查出来你是诬告也不治罪，于是天下兴起了告密狂风。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受到重用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如鱼得水，害人无数，“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来俊臣就是在当时写出这本《罗织经》，表现了他出神入化的害人的功夫，可谓震惊了古今中外啊，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翻翻这本奇书。

表面上道教是国教，受到皇家的全方面的扶持，但群众基础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增长上去的。唐玄宗的确是把道教举得很高，但也没有过多来打击佛教，只是从寺院里取回被他们侵占的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打击而打击。

对于佛教的这种态度，也和唐玄宗曾经信仰密宗有着一定关系。佛教的密宗兴起于玄宗时期，是由天竺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僧人开创，吸收了古密教的经咒、婆罗门教、大小乘教，所以并不是什么创新的教派，但他特别注重现世享乐，还鼓励纵欲，不用守五戒，玄宗一听，嘿，这个不错啊，于是就接受了不空的灌顶，皈依密宗。

另外，道教还是比较注重与上层阶级的关系，佛教则有更多的注重发展底层市场，群众基础更好，这也是两教规模一直存在差异的一个原因。

前面提到过，唐玄宗成长在武、韦专权的时代，一直生活在连生命都没有保证的环境中，从小就聪明地借助道教谦柔安身，所以很幸运地躲过了杀身之祸。登基以后，更是把道家的理身理国思想运用如意，开创了开元盛世。不过在晚年，却用无为思想给自己的懒政怠政不作为找借口，受不了奸佞的糖衣炮弹，腐化败落，搞出了个安史之乱，害了老婆害了自己，更害了国家和天下百姓。

但是深入研究李隆基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学术界都认为唐玄宗崇道，但他是否真正崇道，道教在他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这里面更多的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就不多说了，推荐一篇文章，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陈金凤教授的《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盛唐随着安史之乱的转衰，道教也不可避免得受到了影响，虽然后面的每代帝王同样不忘大圣祖，道士们也受到种种优待，但不再可能达到高武和玄宗时期的盛况了，直到唐宪宗和武宗，同样受了法箓，道教算是还有一次短暂的小兴盛吧，不过这也是建立在佛教被过度打击之上的表象罢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753年，大唐即将经历安史之乱走向衰退前期，长安城来了一个日本使团，大使是藤原清河，除了正常的外交活动之外，还向玄宗表达了要请鉴真和尚去日本小住几天的想法。鉴真东渡这件事儿道友们应该都从中小学的课本里学过吧，但这背后的小故事估计了解的差不多了。

玄宗说让鉴真去你们做客没问题，另外我这里还有很多道士也想出国旅游——嗯，交流交流，正好有这么个公费出国的机会，就跟你们一起去吧。没想到人家日本人却来了一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可能感觉直接拒绝太不给强国老大面子了，然后又是说船太小，超员了，反正就是不同意。

在强国老大表示不满之前，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留下春桃原等四人学习道法，然后回国后把道教这些理念带回国，至于您想强行安插道士去日本还是算了吧。这后面的背景实际上很复杂，就不展开细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日本的安藤更生、森公章、东野治之等学者的文章，里面有更深层次问题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