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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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①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②，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③，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④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⑤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⑥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⑦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⑧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馀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⑨，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⑩声主西方之音，夷则{11}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12}，黟然黑者为星星{13}。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注】

①悚：恐惧。②淅沥：形容雨、雪、风等的声音。萧飒：风声。③（cōng匆）铮铮：金属相击发出的声音。④衔枚：古代行军常令士兵口中横衔着一种形状像筷子的器具，防止喧哗，以免被敌人发觉。⑤明河：天河，银河。⑥霏：飘扬。⑦砭（biān边）：刺。⑧缛：繁多，繁茂。⑨义气：刚正之气。⑩商：古乐五声之一。{11}夷则：古乐十二调之一。{12}渥（wò握）：浓郁，湿润。丹：红色。{13}黟（yī衣）：黑色。

《秋声赋》作于嘉佑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这篇文章是他继《醉翁亭记》后的又一名篇，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之作。

《秋声赋》写秋以立意新颖著称，从题材上讲，虽然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题材，但欧阳修选择了新的角度入手，虽然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却以秋景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使得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创新。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夜读时听到秋声，从而展开了对秋声的描绘。文章开头，作者简捷直入地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图景：欧阳修晚上正在读书，被一种奇特的声音所搅动。这简捷的开头，实际上并不简单，灯下夜读，是一幅静态的图画，也可以说，作者正处于一处凝神的状态中。

之后，作者对秋声作了一连串的比喻，把难以捉摸的东西变得具体可感。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的状态。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

紧接着是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于是，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对秋声的感受截然不同。在这种对比和反复描绘之下，“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一句，将悲秋之情由自然转喻至人。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心情自然溢出，而后引入一个豁然开朗的新境界，实际上是实现了对“悲秋”主题的超越。

第三段是全文的题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叹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伤。这一段，作者在极力渲染秋气对自然界植物摧残的基础上，着力指出，对于人来说，人事忧劳的伤害，比秋气对植物的摧残更为严重。

最后一段，作者从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静夜，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统观全文，叙事简括有法，议论有理有据，章法曲折迂回，语句圆融轻快；可以说是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

此外，《秋声赋》在文体上也有所创新。欧阳高举文体改革的旗帜，以身作则，在抨击古文的烦琐空洞之后，又回过头来为“赋”体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赋的散文化：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使赋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加了其抒情意味。这些特点在《秋声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后人评论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诚文赋开山之作。”

朋党论

臣闻朋党①之说，自古有之，惟幸②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③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④，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⑤。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⑥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冶。《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⑦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⑧。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⑨。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⑩。”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11}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

①朋党：人们因政治目的、主张相同而结合的派别或集团。宋仁宗时，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被诬为朋党，遭贬谪。数年后，范仲淹再次执政，欧阳修因作此文。②幸：希望。③党引：结为私党，互相援引。④共工：旧传共（gōng恭）工、（huān欢）兜、三苗和鲧（gǔn）为尧时的四凶。⑤八元、八恺：据《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元。此处元、恺皆和善之意。⑥皋（gāo高）陶：掌管刑法。夔：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事。契（xiè泻）：掌管教育。⑦用：因此。⑧目为党人：东汉桓帝、灵帝时，两次兴起党狱，株连正人君子多达四千余人。此言汉献帝时，有误。⑨“唐之晚年”句：指唐穆宗、宣宗年间的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党争，史称“牛李党争”。⑩“及昭宗时”句：唐昭宗在位十五年，904年被朱温杀害。次年，朱温又杀朝官三十余人，投之黄河，但当时仍用唐昭宗的“天佑”年号。{11}诮：责备。

本文是欧阳修于庆历四年（1044）写给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当时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以夏竦、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被弹劾罢职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败，广造舆论，竭力攻击、诽谤范仲淹等引用朋党。其陷害忠贤的险恶用心，深为欧阳修所洞察。于是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这一篇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本文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文章先从社会发展的事实落笔，“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证明朋党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依据，并为下文征引历史事实埋下伏笔，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那么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作者用“同道”“同利”鲜明地概括出两者的不同，使自己的观点十分鲜明。接着，在前一段基础上的深入剖析，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君子是真朋，小人是伪朋。这是由于，小人之朋是从利出发的，所以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假的；而君子之朋出于对道的共同追求，所以必然能“终始如一”，所以是真的。

同时，欧阳修指出“道”和“利”，是区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关键所在。小人是以利，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利益相同则相结为党，见“利”则相互反目，“利”尽则分道扬镳；而君子是以“道”相互联结，同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道永远不变，则君子之党永远同心。第三段主要是广泛列举史实，证明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结尾处大量引用事实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迫害君子之朋则国亡，信用君子之朋则国兴的道理。

本文是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政论，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历来享有盛名，为人称道。本文在写作方法上，有如下两大特色。

一是全文自始至终运用了对比论证的艺术手法，逐层深入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开篇定下基调以后，就紧紧围绕着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步步展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无朋”是因其“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君子有朋’是由于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以利害相交，必然见利忘义，利尽残害。最后，文章还列举了从上古尧、舜之时直至唐末各个朝代盛衰的大量历史事例，围绕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反复的对比分析。事与理的结合，对比手法的反复运用，起到了化深奥为浅显，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艺术效果。

二是文章转折句和排比句的交相运用，既纡徐有致，又富有感染力。本文气势磅礴，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富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家刚正不阿的战斗精神。但从其时徐时疾，张弛有度的说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欧阳修沉着冷静的大将风度，表现在其语言的运用、句式的选择上。在对比论证中，作者多处运用了转折句式，如第四段，连用五个“莫如”。这一系列转折句式的运用，不仅突出了对比的效果，而且使论述的笔调趋于舒缓，使文章既明白晓畅，又委婉而耐人寻味。这正是作者所推崇的所谓“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的政论的艺术风格。

后人评论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

纵囚论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①，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②，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④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⑤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⑥，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⑦以干誉⑧。

【注】

①刑入于死者：指刑法定罪达到死刑者。入，指定以罪名，使受刑罚。②录大辟囚三百馀人：选取死囚三百余人。录，收集、汇集之意。大辟，古代五刑之最，死刑。{3}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死囚）到了期限而最终自己归宋，没有误期迟到的。{4}移人：改变人（的品性）。{5}纵：放纵。此指假释性地放出囚犯。⑥三王之治：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理民。⑦逆情：违背人情法理。⑧干誉：谋求名誉。

据《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将待执行的三百余死囚假释归家，并约定他们返回监狱受死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皆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死罪。这件被后世传为美谈的太宗“德政”，与唐太宗主张刑法宽简、死刑要严、赦令勿滥的一贯态度不合。为此，欧阳修也对太宗“纵囚”赦死的不合人情法理提出质疑，认为是矫枉过正了。

本文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按照提出质疑、论述说明、提出自己的观点的顺序进行。体现了欧阳修论理文一向逻辑性强、结构严密的特点。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反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反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

然后，欧阳修先肯定太宗“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的论述，提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主张和措施。认为信义只能用于君子，对小人则要用刑法。因此，唐太宗纵囚使归的事是不合乎常情的，是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事情，即使发生过，也只能是上下互相欺骗沽名钓誉之举，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定法。还特别指出，刑罚达到死刑者，那又是“罪大恶极”的“小人之尤甚者”，不可轻易宽赦。段尾以一句反诘句“此岂近于人情哉”，表达作者的不解和质疑，引发读者思考，同时总结上文，开启下文。

在其后的论证中，作者对太宗“纵囚”赦死之壮举进一步分析、批驳，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是沽名钓誉，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最后，顺理成章地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本篇立论清楚，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浑然一体，似有洋洋万言，十分耐读，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后人评论

赵乃增：“针对太宗的逆情立异的作为，层层批驳辨析，暴露出‘纵囚’事件的违背人情常理的荒谬不实，行文老辣，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泷冈①阡表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②，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馀，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③，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④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⑤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馀，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⑥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⑦，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⑧，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⑨。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⑩，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11}，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12}，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13}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注】

①泷（shuāng双）冈：地名，在今江西省永丰县沙溪凤凰山下。阡：墓道。②皇考：已故的父亲。卜吉：占卜吉地，即埋葬。③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没有一间房一丘地。④归：古代女子出嫁叫做“归”。⑤间御：偶尔进用。⑥术者：指算命、看相者。⑦矜饰：虚伪，做作。⑧判官：州府长官僚属，主管文书事务。推官：掌管审判。⑨太君：官员之母的封号。⑩夷陵：今湖北宜昌。{11}二府：指枢密院、中书省。{12}今上：当今皇帝。郊：祭天。{13}食邑：即封地。古代卿大夫征收封地的租税作为食禄，故此称。

阡表，即墓表，是一种记叙死者事迹并表扬其功德的传记性文体。《泷冈阡表》是欧阳修在其父下葬六十年之后所写的一篇追悼文章。本文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文风平易质朴，情真意切，为叙述家世、缅怀父母恩德之作，是一篇教育后学晚辈宽简治政、严谨治学、仁爱处世的优秀典范作品，历来被视为欧文的代表作品，与唐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清袁枚的《祭妹文》同被称为我国古代的“三大祭文”。

欧阳修因父亲早亡，无法知悉亡父的生平行状，于是在文章中采取了避实就虚、以虚求实、以虚衬实的写作方法。即巧妙地借母亲太夫人郑氏的言语，以她口代己口，从背面和侧面落笔，一方面以此为依据，追忆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时，颂扬了母亲的高尚节操，使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眼前；最后，这种写法同时追念双亲，达到了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声情并茂的效果。

文章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泣如诉。从欧阳修交代父亲葬后六十年才写这篇阡表的原因，到借助太夫人口缅怀往事，寄托着对双亲的深沉哀思。在追悼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列举或者铺陈父亲的丰功伟业，而是精心提炼了几件生活琐事：以“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表现父亲的廉洁；以“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体现父亲的孝顺；以“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展示父亲的仁爱。细节描写细腻逼真，再现了一位孝顺仁厚、公正廉明的慈父形象，栩栩如生，感情真挚，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这篇欧阳修晚年的力作，因夹杂作者深沉的哀思，加之以精心构思，前后照应，确实是达到了“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的艺术境界。文章情致悱恻，文意幽婉，堪称我国碑志文中传诵千古、脍炙人口的佳作。

后人评论

林纾《林纾评点古文辞类纂》卷八：“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无数‘知’字，公虽不见其父，而自贤母口中述之，则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

黄梦升墓志铭

予友黄君梦升，其先婺州金华①人，后徙②洪州之分宁。其曾祖讳③元吉，祖讳某，父讳中雅，皆不仕。黄氏世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来，乐以家资赈乡里，多聚书以招四方之士。梦升兄弟皆好学，尤以文章意气自豪。

予少家随州，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立诸兄侧，见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后七年，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梦升得丙科④，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⑤，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时予谪⑥夷陵令，遇之于江陵。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嚱⑦，相饮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⑧。予益悲梦升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也。后二年，予徙乾德令。梦升复调南阳主簿，又遇之于邓间⑨。尝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梦升慨然叹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饮之酒，复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读之，博辩雄伟，意气奔放，若不可御。予又益悲梦升志虽困而独其文章未衰也。是时谢希深⑩出守邓州，尤喜称道天下士，予因手书梦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邓。后之守邓者皆俗吏，不复知梦升。梦升素刚，不苟合，负其所有，常怏怏无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阳。

梦升讳注，以宝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阳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将以庆历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茔。其弟渭泣而来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为其铭？”予素悲梦升者，因为之铭曰：予尝读梦升之文，至于哭其兄子庠{11}之词曰：“子之文章，电激雷震。雨雹忽止，阒然{12}灭泯。”未尝不讽诵叹息而不已。嗟夫梦升！曾不及庠，不震不惊，郁塞埋藏{13}。孰与其有，不使其施{14}？吾不知所归咎，徒为梦升而悲。

【注】

①婺（wù物）州金华：县治在今浙江金华。②徙（xǐ喜）：迁移。③讳：中国古代称去世的帝王或尊长的名字时，前面要加“讳”。④丙科：宋代进士分甲、乙、丙三科。⑤主簿：官名，宋代千户以上的县仅次于县令的官。⑥谪（zhé哲）：古代将官员降职并调到边远地方去，称贬谪。⑦嘘嚱（xūxī虚希）：叹息声，无实义。⑧噱（jué决）：大笑。⑨南阳：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邓州。⑩谢希深：名绛，字希深。早年中甲科进士。{11}兄子庠：侄子黄庠。{12}阒（qù趣）然：静寂的样子。{13}郁塞（yùsè玉涩）埋藏：忧郁不得志地死去被埋葬。{14}孰与其有，不使其施：是谁让梦升这样有才华，又是谁不让梦升的才华得以施展呢？

这篇文章作于庆历三年（1043），是欧阳修祭奠友人黄梦升的文章。黄梦生才华横溢，英年早逝，一生郁郁不得志。作者选取三次与他见面的印象作为基础，在文中给予对他才华的仰慕和对他的不幸际遇的同情。

一般来说，墓志铭一般分为对死者生平的记述和赞颂死者的铭文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依照惯例先介绍墓主的出身，着重突出了黄梦升的为人和才华，“乐以家资赈乡里，多聚书以招四方之士”，“梦升兄弟皆好学，尤以文章意气自豪”。这些都为下面写黄梦升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作了铺垫。

在随州，欧阳修与少年黄梦升第一次见面，“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是作者对黄梦升的第一印象。英俊潇洒谈笑风生的少年学子的形象，使得他在众人中“独奇梦升”。欧阳修对他的仰慕之情也表露无遗。在江陵是两人第二次见面，描绘了黄梦升“怏怏不得志”的郁结心情，“志虽衰而少时意气尚在”恰如其分地揭示了黄梦升内心的激烈矛盾状态。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邓州，欧阳修任乾德县令，黄梦升任南阳主簿一句“慨然叹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刻画了黄梦升听天由命的心态。这怎能不让欧阳修为他悲痛呢？

最后，欧阳修盖棺定论，以一句“梦升素刚，不苟合，负其所有，常怏怏无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阳”概括了梦升的品质以及死因，寄托了自己的无尽哀思和悲叹，感人肺腑，让读者与欧阳修同悲。

后人评论

苏轼：“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南阳县君①谢氏墓志铭

庆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圣俞②来自吴兴，出其哭内③之诗而悲曰：“吾妻谢氏亡矣。”丐④我以铭而葬焉。予未暇作。

居一岁中，书七八至，未尝不以谢氏铭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宾客讳涛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为时闻人，而世显荣。谢氏生于盛族，年二十以归⑤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敛⑥以嫁时之衣。甚矣，吾贫可知也。然谢氏怡然处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⑦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穷于世久矣，其出而幸与贤士大夫游而乐，入则见吾妻之怡怡而忘其忧，使吾不以富贵贫贱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尝与士大夫语，谢氏多从户屏⑧窃听之，间则尽能商榷⑨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皆有条理。吾官吴兴，或自外醉而归，必问曰：‘今日孰与饮而乐乎？’闻其贤者也则悦。否，则叹曰：‘君所交，皆一时贤隽，岂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得焉⑩，故合者尤寡。今与是人饮而欢邪？’是岁南方旱，仰见飞蝗而叹曰：‘今西兵未解{11}，天下重困，盗贼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为妇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贫而不困者，其性识明而知道理，多此类。呜呼！其生也迫吾之贫，而殁{12}也又无以厚焉，谓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为可贵，殁而得此，庶几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请铭于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铭？

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阳县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邮。梅氏世葬宛陵，以贫不能归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润州之某乡某原。铭曰：高崖断谷兮，京口之原。山苍水深兮，土厚而坚。居之可乐兮，卜者{13}曰然。骨肉虽土兮，魂气则天。何必故乡兮，然后为安？

【注】

①县君：古代妇女的封号，五品官的妻子封为县君。文中指谢氏因为丈夫梅尧臣的恩庇被封为南阳县君。②梅圣俞：名尧臣，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北宋初著名文学家。③内：内人，古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内。④丐：乞求，请求。⑤归：出嫁。⑥敛：装殓。⑦浣濯（zhuó茁）：涮洗。⑧户屏：屏风。古人在厅内设屏风，遮住内门，起隔断作用。⑨商榷（què确）：商量，评论。⑩以道得焉：凭借道义和他们结交。{11}西兵未解：指与西夏的战争还没结束。{12}殁（mò莫）：去世。{13}卜者：这里指选择坟地的人。

这篇墓志铭作于庆历五年（1045），时欧阳修的诗友梅尧臣在一年前丧妻。梅尧臣是北宋初年著名文学家，与其妻子谢氏族举案齐眉，感情深厚。爱妻早逝，家中贫穷无以厚葬，悲痛欲绝的梅尧臣只好向欧阳修求助，希望用墓志铭来聊表寸心，慰藉亡灵。

这篇墓志铭以记谢氏的生平事迹为主，实际上也写了梅尧臣的为人处事。欧阳修并未见过谢氏，为了使墓志铭真实生动，作者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引述梅尧臣在信中讲述的内容。文章起笔交代写作的缘由，梅尧臣远从吴兴来找欧阳修，一见面就说明来意——“丐我以铭而葬焉”，并且“出其哭内之诗而悲”，寥寥几笔，勾勒出梅尧臣对妻子的挚爱和悲痛之情。

按照行文顺序，文中对谢氏的三种品质作了详细描绘。先是描述了谢氏的安贫乐道，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表现谢氏的治家有方。“必精以旨”“必洁以完”“必肃以严”“必怡以和”，四个“必”字的排比，将一个坦然面对贫困，修身齐家的贤内助展示在众人面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谢氏“生于盛族”，但最终却只能“敛以嫁时之衣”，前后的反衬令人感慨不已。再是通过两件具体事物的描写，表现谢氏的明辨是非，知人善任。谢氏提出的关于用人交友的忠告，不但为梅尧臣指明方向，还从精神上给予他支持。最后转述谢氏的临终遗言“盗贼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表现了她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而对于自己的要求则很低，一句质朴感恩的“我为妇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怎么不令梅尧臣感动？不令读者为之而肃然起敬？

可以说，短短的一篇文章，描绘了一个封建时代完美的妇人形象，同时从侧面烘托出一个一往情深、富有人情味的清廉官员梅尧臣的形象。结构巧妙，一举两得，声情并茂，浑然天成。

后人评论

后人称此文：“描写逼真，人物鲜活，虽未谋面，谢氏宛如在目。”

画舫斋记

予至滑①之三月，即其署东偏之室，治为燕私②之居，而名曰画舫斋。斋广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则穴其上以为明；其虚室之疏以达，则栏槛其两旁以为坐立之倚。凡偃休于吾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③，佳花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爱者。因以舟名焉。

《周易》之象，至于履险蹈难，必曰涉川④。盖舟之为物，所以济难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斋于署以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岂不戾哉？况予又尝以罪谪，走江湖间，自汴绝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峡，转而以入于汉沔，计其水行几万馀里。其羁穷不幸⑤，而卒遭风波之恐，往往叫号神明以脱须臾之命者，数矣。当其恐时，顾视前后凡舟之人，非为商贾，则必仕宦。因窃自叹，以谓非冒利与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赖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负⑥，列官于朝，以来是州，饱廪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时山川所历，舟楫之危，蛟鼍之出没，波涛之汹欻，宜其寝惊而梦愕。而乃忘其险阻，犹以舟名其斋，岂真乐于舟居者邪!

然予闻古之人，有逃世远去江湖之上，终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乐也。苟非冒利于险，有罪而不得已，使顺风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顾予诚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故以名予斋，奚曰不宜？

予友蔡君谟⑦善大书，颇怪伟，将乞大字以题于楹。惧其疑予之所以名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书。

【注】

①滑：滑州，今河南滑县。②燕私：指闲居休息。③蝤崒（qiúzú求足）：峥嵘高峻的样子。④涉川：比喻处境困难，出自“利涉大川”。象，《易经》中解释卦象的辞。⑤羁穷不幸：指仕途挫折，颠沛流徙。⑥宿负：贬谪的罪愆。⑦蔡君谟：即蔡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欧阳修的朋友，北宋著名书法家。

《画舫斋记》是欧阳修至滑州后所写的一篇抒情写意散文，作于庆历二年（1042），记录了他当时复杂的心境。文章围绕画舫斋命名因，融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写得一波三折，意趣横生，又主旨含蓄，耐人寻味。以借景抒情、咏物言志为手法，特别注重意境的创造，很能体现当时流行的写意散文的特征。

作者第一部分写于滑州修治闲居歇息之住所，山石花木，左右掩映，酷似中流漂泛之舟因此以舟名斋。而后工笔描摹斋的形状、结构、周围环境，既景致如画，又情趣盎然，妙不可言。文章第二部分，笔锋陡转，从舟的文化意蕴与自己治居所于官署可能引起的误解讲起。因为在《周易》中，舟是作为“济险难”之用的，这让作者联想到自己以前谪走江湖，历经风浪之险。从而挑起一个疑窦，设置一个悬念，引起了读者的期待。

接下来的行文中，欧阳修以几句轻轻点出悬念，“有逃世远去江湖之上，终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乐也”，可谓意高志迥，言约意丰。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舟自可作为取乐之用，关键看乘舟之人的初衷与心境罢了。面对政治上的风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至此疑问解开，文章收笔。文章末尾，作者交代写作缘由，以朋友怪伟之字题斋名于楹，却担心朋友质疑其命名，所以作文解释之。全文首尾照应，逻辑严密。

短短的文章中，既有作者对风景的描绘和其对自身经历的回忆，又有由此引发的感慨，可称是借题抒臆，以小见大。从本文中既能看到作者当时的心情，又能因见作者的人格与境界之高迥，层次分明，是一篇抒情写意的佳作。

后人评论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五：“因名写趣，因名设难，因名作解，亦是饱更世故之言。”

吉州学记

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①，召政事之臣八人，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书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为，则天下幸甚。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

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是以诏天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

其年十月，吉州②之学成。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三百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