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一言以蔽之曰（2/2）

，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意识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时，对反动的人（包括工人）的典型性格结构的分析才能有答案。

对儿童自然的性活动的道德禁锢（其最后阶段严重损害儿童生殖器的性活动），使儿童感到害怕、羞愧、畏惧权威、顺从，以及权威主义意义上的“善良”和“驯良”

它对人的造反力量起了一种削弱作用，因为人们极为畏惧每一种至关紧要的生命冲动。既然性是一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那么一般的思想和人的批判能力也成了被禁止的。

简言之，道德的目的是产生逆来顺受的主体，这些主体不管多么悲伤和蒙耻都要适应权力主义秩序。因此，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儿童必须学会适应家庭，以便为后来总的适应社会做好预备。

人的权威主义结构这应该是明确确定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

假如我们考虑一下普通的保守工人的妻子的情况，我们也就轻易理解了为什么性经济把家庭当作权威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的最重要源泉。

在经济上，这种妻子像自由的劳动妇女一样是悲忧的，有着同样的经济状况，但她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党。假如我们进一步弄清楚普通的自由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同普通的保守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实际差别，那么我们就会熟悉到性结构的决定性重要性。

保守的妇女有着反对性活动的道德禁锢，使得她意识不到自己的社会状况，这些道德禁锢使她害怕“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也使她稳固地听命于教会。

从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些机械地思考问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当经济上的痛苦又加上了性痛苦时，人就会非凡敏锐地辨别社会状况。

假如这个假定是真实的，那么，大多数青少年和大多数妇女一定比大多数男子更喜欢造反，但现实显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它。

他发现不可理解的是，反动的妇女甚至对他的经济纲领不屑一顾。我们的解释是：对一个人首要的物质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不同于对一个人的性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前者激励造反。

而后者就它使得性需要被压抑、不被意识到并作为一种道德防卫而固定下来而言则阻止向这两种压制进行造反，的确，这种对造反的禁锢本身是无意识的。

在普通的非政治的人的意识中，甚至找不到它的痕迹。结果造成保守主义、畏惧自由，一言以蔽之日，反动的思维。

依靠这个过程，不仅性压制加强了政治反动势力，并使群众个体成为消极的和非政治的，而且它还在人的性格结构中产生了第二种力量一种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爱好。

假如由于性压抑的过程，性不能得到自然的满足，那么性就要寻求各种各样的替代式的满足。

例如，自然的攻击性被扭曲成野蛮的虐待狂，这种虐待狂构成了由一些人煽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群众心理基础。

再举一例，从群众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军国主义的效果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力比多机制上的。

同我们博学的政治家相比，实际上一个售货女郎或一个普通的秘书更能理解一套军服的性效果、有节奏的正步走的刺激性欲的效果、军事程序的表现癖的性质。

然而，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却故意利用这些性爱好。它不仅为男人设计了华丽的制服，而且还把征募新兵的事情交给有魅力的妇女来干。在结束本章时，我们不妨只提一下好战的政权征募新兵的招贴画，上面写着：“到外国旅行去参加皇家海军吧！”

而且用外国女郎的形象来描绘外国。为什么这些招贴画有效力呢？因为我们的青年已由于性压制而开始在性生活上挨饿。

禁锢自由意志的性道德，以及那些顺从权威主义爱好的力量，从被压抑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它们的能量。

我们对“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程的一个本质部分有了更好的理解：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反了他的物质利益。

因此，群众心理学能使我们具体说明并解释列宁的观察。1905年的士兵在他们的长官身上不自觉地感知到了他们童年时的父亲形象（凝固为上帝的概念），这些父亲否定了性活动，扼杀了生活的乐趣。

但人们既不能也不想杀掉他们。士兵的悔悟及其在夺取权力后的犹豫不决，是其对立面的表现，即转化成怜悯的仇恨，怜悯是不可能变成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