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清议、察举、军制(1/2)
考察中国古代的舆论表达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击鼓鸣冤。主要是民众就涉及自身具体的事件向各级官吏进行表达。二是,民歌民谣。主要是民众就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表达意见。
三是,臣子谏诤。官方自身的监督和纠错制度。四是,乡校清议。《子产不毁乡校》上就是,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得失,属于非官方的批评。因为清议参与的大都是知识阶层,所以比民歌民谣看待问题更为深刻;也由于讨论的大多为“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比击鼓鸣冤之类的就事论事更理性;因为属于民间的讨论品评,自然与臣子谏诤更多的自由度。
和前三者比较起来,显得更为超脱,也更能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一般情况下)正如《红楼梦》“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那样,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最高的理想: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汉代,儒家学者空前绝后地高尚和纯粹,同时,社会上形成了品头论足的浓厚氛围,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
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反之,罢职丢官。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那你说了,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着做善事,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因为,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不是你当上官了,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因此,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
因此,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举个例子:《后汉书》记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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