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佛经文背面的敦煌曲子词（2/2）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第三首《酒泉子》，仅数句而已。两面笔迹相似，可知这三首词是寺院僧徒抄写。

该纸张抄写者将“菩萨”二字省写作“卄卄”，与敦煌寺院抄录佛经时省写的惯例相同，可证明此纸是佛徒所写。

从敦煌残卷中的资料来看，可知当时的俗曲歌舞确实曾与寺院僧徒结合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社会的因素。

历史的渊源是：僧人所从事的乐曲创作者，早在齐、梁之际便已存在了。

根据《乐府诗集》记载，“梁天监十一年，武帝于乐寿殿道义竟留十大德法师设乐，敕人人有问，引经奉答。次问法云：‘闻法师善解音律，此歌（即释法云作的《三洲歌》）何如？’法云奉答：‘天乐绝妙，非肤浅所闻。愚谓古辞过质，未审可改不？’敕云：‘如法师语音。’法云曰：‘应欢会而有别离，啼将别可改为欢将乐。’”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知道，齐、梁之际的僧人，既精于音律，又常常参与歌曲的制作。

社会的因素则缘于唐代的寺院曾经普遍设有戏场。唐代风俗轻靡，不仅在寺院中普遍设有戏场，即使是僧徒讲经的道场，也有专以淫亵之说以招邀听众者。

饶宗颐《敦煌曲》一书中，曾把僧人借用演唱来流传佛法的乐曲，分为俗曲和佛曲两种。

俗曲如《大唐五台曲子》中记载的《苏幕遮》及《喜秋天》。

佛曲则有《舍利弗》《摩多楼子》《达摩支》《浮圆子》《毗沙子》等梵曲。

由上述可知，寺院僧徒作曲子词的缘故：因俗曲盛行于民间，所以僧徒借它作为宣传工具，用来宣传佛法。